員工持股不僅是在股權上有所體現,更重要的是要體現在決策權上

加快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項重點。我國當前推進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主要有三種形式,一是改制上市,二是資本并購,三是員工持股。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允許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行企業員工持股,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過去幾年來各地員工持股更多處于探索和制度設計階段。2016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國企改革在2017年要“邁出實質性步伐”。在這個特定要求下,越來越多的地方出臺員工持股方案。

最近,天津出臺的《天津市開展國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業員工持股試點的實施意見》,其中最重要的是把參與員工持股的范圍做了界定。意見提出,“參與持股人員應為在關鍵崗位工作并對公司經營業績和持續發展有直接或較大影響的科研人員、經營管理人員和業務骨干,且與本公司簽訂了勞動合同”。尤其要指出的是,這份實施意見明確提出,“市委、市政府及其所屬部門、機構任命的國有企業領導人員和區委、區政府及其所屬部門、機構任命的國有企業領導人員均不得持股”。

一方面,這份意見避免了利益均沾式的全員持股,使股份真正集中于企業技術、業務骨干員工,體現了員工持股激勵人力資本的初衷,有利于形成勞資利益共同體。

另一方面,這份意見也避免了小范圍“管理層持股”,尤其是有政府背景的管理者參與收購。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吸取了前些年MBO實踐中某些偏差的教訓。受政府委托進入國有企業從事經營管理的領導人,其身份代表的是政府,而不是個人。相關部門已經通過一定的形式(比如投資控股公司)掌握一定份額的股權。如果受托人再以個人名義持股,無疑會導致委托—代理關系的紊亂。更重要的是,這個規定可以避免受政府委托進入企業的人依托自身獨特的信息優勢,在員工持股中占據超過合理范疇的股權,避免了“管理者占大股”造成的國有資產流失的格局。

因此,在有效規范股東與管理者關系上,這一排他性的規定有其合理性。當然,從推進員工持股角度出發,在實踐中還需要對相關問題做出進一步的安排。

比如,第一,從強化激勵的角度出發,對于政府派駐企業的管理者,需要形成合理的激勵機制,使這些經營管理者承擔的責任與其職責相匹配。第二,員工持股不僅是在股權上有所體現,更重要的是要體現在決策權上。這就需要進一步完善企業的內部治理結構。第三,對于持股員工的資金來源,在杜絕國有股東無償贈予、提供財務資助等途徑外,需要完善相關的金融安排。這些都需要在深化員工持股改革中做出更為詳細的規定。

(作者系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經濟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