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曾經披露,為防止衡水中學搶生源,衡水周邊的一些縣市高中,趁初三上學期剛結束,就把一些成績較好的學生錄取為高中的“直升生”。有的縣甚至專門發文,禁止機關單位子女到外地就讀高中。但這些地方的“盾”再堅硬,也敵不過衡水中學的“矛”銳利。衡水中學的“生探”無孔不入,很多優秀學生還是被他們弄走了。我去采訪過的湘南一縣級市,為了防止外面的學校尤其本市規模巨大的兩所民辦中學從各鄉鎮挖生源,使出奇招,規定小學六年級學生轉移到鄉鎮初中讀書,交由鄉鎮初中管理。

優質生源流失的同時,伴隨著一批優秀老師的出走,把縣鄉教育推入惡性循環。10多年前,我在洞庭湖區走訪時,不止一個縣的教育局長向我訴苦道,如果把這個縣外流到省會的優秀老師組合起來,操辦一個辦學質量較高的規模學校,人手沒一點問題。在當地,高中缺老師,就只能從初中老師里挑；初中缺老師,就只能從小學老師里挑。教育局長說,縣鄉教育陷入一種惡性循環,縣鄉尤其是鄉鎮學校的生源大幅減少。試問:縣鄉教育被“超級中學”沖得七零八落,更多的“窮人”孩子怎么能接受較好的教育呢?畢竟,衡水中學體量再大,也只能擺得下一部分課桌。

有人贊同衡水中學模式,覺得它幫助窮人、落后地區的孩子實現了夢想。但問題是,衡水中學到底有多少孩子屬于“窮人”的家庭,屬于落后地區呢?衡水中學是否有過統計,可否對外發布一下這個數據呢?去年,國家認定的扶貧標準是農民人均年純收入2300元,這個標準比2009年提高了92%,把更多低收入家庭納入進來。像衡水中學這樣的“名?！?大多分布在省會或部分地級市。這些年加速度聚集了大量的外地學生,他們的家境,當然也有條件很艱苦的,但可以說絕大部分條件不在“窮人”之列。

這個判斷,既與我們接觸了解的情況一致,同時也符合當前的應試教育邏輯。相當一部分孩子應試教育的分數,是家長掏出不菲錢財參加各種培訓換來的?！案F人”的孩子有多少能承受得起這些培訓呢?相比而言,要求高校招生時,拿出指標,定向對貧困地區降分招錄的政策,讓“窮人”孩子受惠的效果可能更實際一些。

最近,我擔任了一次面試的考官。其中一名考生,就讀于一所名牌大學,簡歷顯示她畢業于衡水中學。她對學校印象最深的是,學校每天把時間精確劃分,每個時間段要做的事規定得很清晰。學校設置了每天晚上“看”電視新聞的時間段,但她記得班主任經常站在窗戶外面盯著學生,如果誰老是抬頭看新聞,就要上“黑名單”。雖然她反映的情況只是個人的感受,并不一定是衡水中學各位班主任的普遍現象,但多少也能夠傳遞一些信息吧。

盡管衡水中學對外宣稱它是推行“責任教育”,也舉出了一些素質教育的成功之例,但不能否認它使用的管理手段,如同半軍事化,它培養的方式,類似流水線式。這樣的管理、培養方式,是否尊重學生的個性,如何因材施教,怎樣激發幫助孩子們為長遠的“階層流動”打下堅實的基礎呢?很遺憾,這名畢業于衡水中學的“985”名校大學生,最終沒有通過面試。最終的面試通過者當中,有一名湖南本地“二本”的學生。從綜合素質看,幾位面試評委都認為,這個“二本”的學生超過不少名牌學校的大學生。

20世紀80年代末,在我們讀高中時,“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常被用來形容高考激烈競爭的景象。30年過去了,像衡水中學這樣的應試“名校”,因為工于“過獨木橋”,仍然風光無限,萬眾矚目,這不由得令人感慨應試教育的頑強生命力。當應試教育的機會和天價學區房、戶籍等捆綁在一起,應試程序上的公平,反而成了固化階層利益的利器。事實上,對于絕大多數“窮人”的孩子而言,優質的職業教育對他們而言是一條更為現實的道路。社會階層的流動路徑應該有許多條,為什么僅僅是應試教育“華山一條路”呢?“錢學森之問”難道不是對應試教育效果的拷問嗎?應試教育程序公平的盛名之下,耗費了多少社會資源,裹挾著多少孩子、家長的無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