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高中在當地一所重點中學就讀，和大多數重點中學一樣，它也是一座不折不扣的高考工廠。任課老師自然都是應試教育的踐行者，每天在課上強調的只有做題與考試。

自然，他們也不止一次地提到衡水中學，但往往在表達對衡水中學驚人升學率的艷羨之后搖搖頭：衡水中學這種模式也太過極端了，未必對你們有好處。可見，即便是應試教育的維護者及得利者，他們也對應試教育的極端表現——“衡中模式”有所保留。

也是，我們學校或者說工廠雖然是早上六點半到晚十點半的加工時間，但中間的午飯和晚飯時間還允許自由出入學校，高三雖然周末都得補課，但高一高二尚有完整的雙休。男女之間也可以自由地交流打鬧，而不像衡水中學：男女共同走一段路，在一張桌子上吃一頓飯，都被視為“男女非正常接觸”，予以記過處分。

打“窮人牌”無法支持“衡中模式”

每年一到高考季，衡水中學和我故鄉的毛坦廠中學都會成為風口話題。而今年衡水中學的熱度比往年來得更早一些。原因是其在浙江開設了分校，因違規提前招生被教育廳責令叫停，同時省教育廳官員也表達了對“衡中模式”的不滿。

教育廳官員公開質疑“衡中模式”并不多見，而令人詫異的是，一些精英人士反而站出來為“衡中模式”辯護。

為“衡中模式”辯護的最大理由，也是最具有說服力的，莫過于大打“窮人牌”：如果沒有“衡中模式”，沒有應試教育，那些窮人家的孩子將還在農村種田。這種說法實際上根本混淆了“選拔體系”和“教學體系”的區別。高考作為一種選拔體系，讓底層學子有改變命運的機會，無疑是相對公平的。但問題在于，考試這種模式沒問題，但考什么，相應地應該學什么，才是關鍵所在。

當下一部分人質疑素質教育，認為素質教育就是鋼琴舞蹈，只有富人的孩子才玩得起。這根本站不住腳。以我熟悉的歷史為例，當下的中學歷史教育，基本上以死記硬背為主，真正對歷史的理解少有涉及。

如“列舉出抗日戰爭勝利的意義”這樣的試題，純粹考察的是學生記憶力，而非真正的歷史認知水平。如果換成更具發散性的試題，才能更好檢驗出學生的歷史水平。培養這樣的能力，恐怕跟家庭條件關系不大吧。

“衡中模式”是應試教育生的怪胎

為“衡中模式”辯護的另一個理由，是說“衡中模式”的出現是應試教育大背景下產生的。只單純地批判“衡中模式”，而不去反思背后的教育制度，對“衡中模式”無疑是不公平的。這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全對。批判“衡中模式”，并不代表就忽視了背后應試教育制度。“衡中模式”作為應試教育的代表，批判它，在一定程度上亦表露了對應試教育的質疑。

“衡中模式”最大的特點是灌輸和服從，以及重復枯燥的機械化勞動。如王小波所言，重復枯燥的機械化勞動是消除一個人獨立思考能力的最佳途徑之一。處在“衡中模式”下，大部分學生都被剝奪了懷疑精神和自主意志。也許他們能考上一所不錯的大學，但結果是好的不代表就能忽視過程。從長遠看，“衡中模式”對一個人的獨立思考能力、社交能力、社會責任感的培養都是弊遠大于利的，對一個國家的公民培養也是難有益處的。

有趣的是，一些知識界精英一面對“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推崇備至，一面又忙不迭地為衡水這種模式辯護。他們堅定地篤信“只有教育才能改變中國”，但不知他們是否知道，“衡中模式”培養出來的青年，又有多少能投入到社會發展的洪流中呢？

應試教育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還將繼續存在，改革它并不是件輕松容易的事，因為這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所幸我們還有意識明白衡水中學這套模式是不對的，還敢于批評這個應試教育生下的怪胎。如果沒人批評“衡中模式”了，那恐怕才是最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