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北京4月10日電(陳彥彥)由中債資信評估有限責任公司、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主辦的《對外投資與風險藍皮書: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家風險報告(2017)》(以下簡稱藍皮書)發布會在京舉行。

藍皮書總報告指出,近兩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增長迅速,并且發生了多起具有標志性意義的事件。中國首次超越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對外直接投資國。中國第一次實現資本賬戶直接投資項下資本凈輸出。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中制造業增長最為強勁,凸顯了中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驅動力向尋求戰略性資產轉變。大宗商品市場持續低迷、國內需求下降使得中國企業大幅減少對采礦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與此同時,民族宗教因素、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全球經濟增長乏力與失衡三大深層次問題相互交織,主導了全球國家風險的變化趨勢與分布格局,并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形成較大挑戰。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除了關注投資機會和收益外,需要更加注重國家風險的評估和防范。在政府層面上,需要建立和完善海外投資保護政府全面行動框架和規范企業海外經營行為。在企業層面上,需要建立有效的風險管理體系,提高危機應對能力,充分嘗試多有所有制企業聯合走出去等形式。

與此同時,藍皮書從2016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情況與2017年展望,2016年中國對“一帶一路”直接投資情況與2017年展望,中國海外并購的回顧與展望,中國雙邊投資保護協定述評及新進展,全球國家風險回顧與展望,全球資本流動、大宗商品價格變化與新興市場國家主權信用風險,中國工程承包企業海外經營風險以及中國企業海外投資中面臨的環境風險等方面進行闡述。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增長迅速 2017年步伐有望放緩

近兩年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增長迅速。從行業分布角度看,投資驅動力轉變推動制造業迅速增長,大宗商品市場低迷、國內需求下降導致對采礦業投資大幅減少。從投資區位角度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流向發達國家(地區)、中國周邊國家(地區)以及離岸金融中心。從投資方角度看,央企海外資產構成了“海外中國”存量的主體,但地方國企和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發展迅速。與此同時,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終止案例也在不斷增多,其中,高端制造業成為終止案例重災區。絕大部分終止原因來自東道國監管部門,而威脅“國家安全”成為主要理由。從中長期來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仍然具有較大增長前景。但考慮到備案制的政策紅利效應將減弱,以及政府逐漸加大對外直接投資的真實性和合規性審查,這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部分“過熱”投資,2017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步伐有望放緩。

中國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直接投資持續增長

2015年以來,中國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直接投資持續增長,但在中國對外投資總額中所占比例仍然相對較低。在區位分布方面,中國對“一帶一路”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東南亞(東盟)、中東(西亞)和南亞地區,中東歐地區吸引中國投資的起點較低,但增長迅速。在產業分布方面,能源、交通運輸和信息技術是中國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直接投資較為重要的產業領域。在企業特征方面,對外投資企業主要來自北京、上海、廣東和浙江這四個省份,而且以國有企業為主。在投資模式方面,跨國并購與綠地投資持平,但在平均投資規模方面,前者高于后者;農業和房地產更傾向于綠地投資,公用事業、旅游、礦產、娛樂和技術領域則傾向于跨國并購。伴隨著中國與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雙邊、多邊等多層次更多經濟合作協議的簽署和實施,2017年中國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投資將繼續保持快速增長,主要流向能夠契合東道國社會和經濟發展需求的產業領域。

中國海外并購規模持續增長 針對歐美國家技術投資增加

中國海外并購已成為推動全球并購市場發展的重要因素。越來越多的并購案件,如,中國化工并購先正達、美的集團并購德國庫卡,等等,既由于它們是中國企業的原因,又因其每個并購案件涉及的交易規模與所處行業的重要性,從而日益引發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中國海外并購不僅規模在持續增長,更尤為可貴的是,針對歐美國家技術與品牌的戰略性投資不斷增加,投資的產業結構正在不斷優化,這對于中國國內經濟的轉型與增長質量,將產生實質性的積極的推動作用與影響。當我們為中國海外并購出現一些良好的形勢變化而鼓與呼的同時,還必須注意到,伴隨著并購交易規模擴大、國內企業參與數量的增加,海外并購的風險也因之加大。如何更有效地化解海外并購風險,加強與完善保護海外投資利益保護機制,是擺在中國的政府及其產學研各界亟需認真研究的重要課題。可以說,這項任務對我們來說,依然任重道遠。

中國海外直接投資存量大量分布在發展中經濟體

隨著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持續增長,投資者-東道國國際投資爭端案件具有不斷增長的趨勢。雙邊投資協定對于保障中資企業海外投資權益具有重要的作用。其中,間接征收是中國海外投資較易遭受到的政治風險之一,而中國海外投資間接征收風險高具有一定客觀原因。從中國海外投資地區來看,當前中國的海外直接投資存量大量分布在發展中經濟體。由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等各項制度往往仍處于形成中,發生調整或轉型的風險較高,在客觀上增加了這些國家發生間接征收的風險。從中國海外投資行業分布情況看,中國海外投資較集中于采礦業、金融業等易引起投資爭端的行業。這也從客觀上增加了中國海外投資發生間接征收風險的概率。

全球國家風險水平總體上升,呈現四個鮮明特點

藍皮書指出,回顧2016年,全球國家風險水平總體有所上升,呈現出以下四個鮮明特點,分別是,武裝沖突熱點此消彼長,中東地區成為全球武裝沖突烈度最為突出的地區,發達國家和部分新興經濟體政局與政策的不確定性大幅上升,發達國家準入審查風險不斷凸顯以及部分發展中國家本幣持續承壓,蒙古、埃及等個別國家匯兌風險集中爆發。

同時指出,極端宗教勢力與恐怖主義外溢明顯,民族主義和排外情緒上升,大宗商品價格低位徘徊加劇了部分發展中國家經濟和財政壓力,激化了原有社會矛盾以及在大宗商品價格弱勢運行的背景下,兩極分化的貨幣政策加劇了部分發展中國家本幣貶值的壓力這四個因素影響著2016年全球國家風險水平與情況。

中國企業海外投資中面臨環境風險

藍皮書指出,中國企業海外投資中面臨的環境風險是很多的,通過風險案例的形式進行了多方位的闡釋,最后指出應對環境風險的策略,強化環保意識和理念,健全環境保護管理體制;深入了解對東道國的環境法律和監管體系;政府繼續加強對海外投資企業履行環保責任的約束力;企業與國家風險研究機構之間需加強合作,共同提高對東道國國家風險的研判能力。

國際資本大規模流動、大宗商品市場價格波動與全球性主權外債違約在時間節點上表現出較高的重疊性。從全球層面而言,全球性的“資本洪流”常常成為預測主權債務違約潮的前瞻性指標。20世紀八九十年代爆發的主權債務違約潮是最近一次三者累加的證明。對特定國家而言,跨境資本短期內大進大出往往預示著主權債務違約概率的大幅提升。

藍皮書分析近年來全球資本流動的情況,發現全球風險偏好下降、發達國家貨幣政策逐漸正常化、新興市場經濟增速下滑、大宗商品市場價格大跌等因素是刺激全球資本從新興市場國家流向發達國家的推動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