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不開的“迷霧”

2016年11月，臨汾市被環保部通報，啟動污染預警級別明顯偏低，啟動時間滯后，應急響應措施明顯不足，未啟動預警也未采取任何減排措施；當月16日至21日連續6天重度及以上污染，其間多個監測站點多天出現AQI(空氣質量指數)爆表，有的監測站點持續AQI爆表長達6個小時，按照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統一的重污染天氣應急響應標準，臨汾市應啟動紅色預警，但僅啟動了黃色預警，在環保部督察組督促下才在18日至20日啟動了橙色預警。由于重污染天氣應對措施不力，導致空氣質量污染嚴重。

2016年12月19日，臨汾市各監測點位大部分時段二氧化硫濃度高達600μg／m3以上(標準值為60μg／m3)，臨鋼醫院點位超過1100μg／m3，超標17.3倍。山西省大氣污染防治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緊急向臨汾市政府發布應對重污染天氣7號調度令，要求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降低空氣中二氧化硫濃度，保障公眾健康；1月5日，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博士后李汀在微博發表文章稱，4日臨汾二氧化硫濃度一度達1303μg／m3，嚴重超標。

2017年1月4日以來，臨汾市二氧化硫濃度多次“破千”，大氣環境質量持續惡化，尤其是二氧化硫濃度均值嚴重超標，引發全國輿論聚焦。最嚴重的時候，當地居民呼吸的空氣中，每1立方米含有1420微克二氧化硫。

“那段時間一到晚間，大街上霧騰騰的，能見度很低，有特別嗆人的味道。”回憶二氧化硫爆表那幾天，市民葉子(化名)印象深刻。

“大人再難也能忍受，最擔心的是孩子的健康，學校也下了通知，提醒一定要給孩子戴好口罩，做好自我防護。”葉子說，她的家中從來都是門窗緊閉。

2017年1月12日，環保部與山西省政府聯合派出專家組趕赴臨汾，幫助地方開展污染成因分析，科學制定應對措施。

就在專家趕赴臨汾當晚，臨汾大氣二氧化硫濃度自1月4日23時首度破千后，在10天內第3次破千，其中臨汾市機場南監測點大氣二氧化硫濃度在當晚十一點，達到1420微克每立方米。臨汾共經歷了6次重污染天氣過程，歷時48天，先后發布重污染天氣預警13次。

之后，臨汾市被環保部約談，督促臨汾市嚴格落實環境保護主體責任，深化大氣污染治理，強化重污染天氣應急響應，盡快遏止大氣環境質量惡化趨勢。

面對外界對臨汾市二氧化硫濃度持續超標的質疑，臨汾市環保局負責人張文清曾通過當地媒體稱，居民散煤燃燒是主因，臨汾70%的二氧化硫歸結為居民燃用散煤。

為此，臨汾市依法采取強制封停燃煤鍋爐、給予改造戶專項經費補貼等措施，推動市區建成區及周邊行政事業單位的燃煤鍋爐徹底替換清潔能源，同時要求與市區接壤的6個鄉鎮，村民采暖及炊事停止燃用散煤，由縣級政府負責配送潔凈焦。

針對臨汾的說法，中科院大氣物理研究所博士后李汀將臨汾的煤炭消費做了比對判斷：根據《臨汾統計年鑒2015》，2004~2014年，在臨汾市總的煤炭消費量中，生產用煤基本占到97.9%~98.8%，而生活用煤僅占1.2%~2.1%。從2004~2014年的趨勢來看，生產、生活用煤比例較為穩定。

從2014年比例來看：生產用煤占比98.7%，生活用煤占比1.3%。

考慮到民間散煤與生產用煤含硫量的差別，李汀做了在極端情況下的估算，即假設居民的生活用煤全都是含硫量高達4%的特高硫煤，并將產生的二氧化硫100%釋放出來；同時假設所有的生產用煤都是脫硫量僅為1%的低硫煤，能做到所有企業、大小作坊脫硫率達到行業內最高標準95%，且脫硫設備每時每刻都開著，沒有半點偷排行為。

按此計算結果顯示，即便居民全部使用特高硫煤，其貢獻的二氧化硫也不可能承擔二氧化硫排放總量的70%之多。

對此，張文清則表示，該數據經過了環保部和山西省專家組的測算。然而，環保部專家組負責人柴發合向媒體否認了這一說法。柴發合透露，這一結論是臨汾當地自算的。

那么，這場“迷霧”究竟從何而來，張文清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關于臨汾大氣污染的詳細源解析中國科學院正在做，可能需要1年時間。

針對臨汾環保局此前的分析，也有市民質疑：“要說大氣污染燒散煤是主因，那前幾年也有(空氣)好的時候，那會兒人們就不燒散煤了？這幾十年都是怎么過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