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融資難,必須與“三去一降一補”任務相結合,企業、金融機構和政府有關部門都切實推動自身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近日,一起由高利貸糾紛引發的案件引起社會高度關注,在情與法的爭論之外,也折射出當前中小企業所面臨的融資困境。

這幾年來,盡管中央三令五申推動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多個部門也頻頻出臺文件推動降低企業融資成本,但這仍是當下不少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難以邁過去的坎兒。要破解融資難怪圈,不僅需要政府層面優化兼顧各方合理訴求的制度安排,更需要企業、金融機構等切實推動自身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有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北方某省省會有家小微企業,因為資金周轉問題臨時需要錢來“搭橋”,金額大約50萬元。就是這樣一筆不算巨額的資金,卻無論如何找不到肯貸款的銀行。企業負責人表示,因為企業缺乏銀行認可的抵押物,只能找有關方來出面擔保。結果是保險公司不愿擔保,愿意擔保的行業商會又得不到銀行的認可,“各種申請表填了一堆,沒有一張批準的”。

企業有企業的無奈,銀行也有銀行的難處。由于近幾年實體經濟面臨轉型壓力,企業貸款違約情況增多,國內商業銀行不良貸款考核標準日益趨緊。一旦發生不良貸款,業務員、信貸審批員、高管都會受到嚴厲處罰。有銀行從業人員說,“現在銀行貸款終身負責,對從業人員而言,盡可能地提升放貸標準是相對安全的辦法”。因此,盡管各級部門層層推動解決企業融資難問題,盡管有些銀行推出對中小企業放貸額的達標標準,但落到具體辦事人員身上時,能否及時足額收回貸款仍是他們最關鍵的考慮因素。

銀行有錢卻慎貸惜貸,企業缺錢但融不到資。這樣的惡性循環一旦形成,就容易助推資本脫實向虛,進而引發金融風險以及高利貸、非法集資等一系列問題。數據顯示,2016年末我國M2(廣義貨幣供應量)余額155.01萬億元,同比增長11.3%。全國主要金融機構(含外資)房地產貸款余額為26.7萬億元,同比增長27%,房地產貸款余額占各項貸款余額的25%;新增房地產貸款5.7萬億元,同比多增2萬億元,占各項貸款新增額的44.8%。蛋糕就那么大,無非是彼漲此消,這樣的數據已經能夠說明問題。

如此看來,一城一地的政策調整只是治標,融資難的破解,必須與中央“三去一降一補”任務相結合,企業、金融機構和政府有關部門都需要切實推動自身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對企業而言,關鍵在于如何在既有條件下提升盈利能力。這不僅需要采取合理安排資產負債機構、降低杠桿率、完善財務制度和治理體制等措施,也需要更加迅速地適應政策導向和市場需求的變化,對企業的經營作出調整,通過不斷增強市場競爭力來提升盈利能力。

對銀行而言,需要切實從體制機制上梳理對中小企業融資的難點和梗阻點,通過產品創新、流程再造、改善服務等方式來完善中小企業貸款的業務,找到兼顧自身風險與更好地服務企業客戶的平衡點。

對政府監管部門而言,需要建立起兼顧企業、銀行等各方面合理訴求的制度安排,加快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和法律法規建設。在切實推動銀行、企業防風險、降杠桿的同時,積極為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和銀行之間牽線搭橋。此外,有關方面也需要進一步幫助中小企業拓寬直接融資渠道,穩步推進地方民營銀行等中小金融機構建設。

健康的金融,仿佛是不停流動的活水。在市場條件下,用人力來主導流向只能平衡一時,而且還要付出一定代價;只有地勢的高低,才是水流的決定性因素。說到底,提高企業的盈利能力,降低盈利壓力,是破解融資難的根本。密切跟蹤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變化,綜合運用多種政策工具組合,切實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能不斷應對各種風險挑戰,為促進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創造好的金融環境。(連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