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是我國綜藝節目第一個歷史節點。當年，省級電視臺開始全部‘上星’，由于成本高、競爭壓力大，中國綜藝節目市場開始火了起來。這一階段以湖南衛視的《快樂大本營》《天天向上》為代表，包括后來央視的《幸運52》《非常6+1》等。”

第二階段，從“超女”到“中國好聲音”，這一階段的綜藝模式是從歐洲引進來的。而第三階段諸如“跑男”、“爸爸去哪兒”等真人秀節目模式，則主要來自韓國。

“港臺模式很快過時了，而‘選秀式’的歐洲模式最大的缺點是規則比較死，每個人都有比較固定的角色，嘉賓發揮的空間有限。和前者相比，‘真人秀’模式的劇本沒那么死，有更大的發揮空間和大創作空間。”

從《見字如面》《中國詩詞大會》《朗讀者》等開始，我們的節目模式開始與中國觀眾的基本價值認同符合，開始從中國古代文化資源、文化遺產中獲得生命力。“通過很接地氣的節目制作方式，觀眾很好接受，這自然就能火起來。既不像港臺的‘嘻嘻哈哈’和歐美綜藝選秀模式的條條框框，也不像韓國節目模式的徒有熱鬧。”

在孫佳山看來，文化類節目走紅的背后，體現的是當下的節目模式在“情感結構、價值觀念、文化認同上與觀眾的貼近。”

而這種端倪，此前就已經出現。

《見字如面》的導演關正文，同時也是此前廣受好評的《中國成語大會》《中國漢字聽寫大會》的總導演和策劃人。他告訴記者，“從《中國漢字聽寫大會》當時取得漂亮的社會反響中受到啟發，盡管當時并沒有什么節目上的解決方案，但是我也覺得，能有機會把豐富的漢語語言寶庫打開并傳播，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開啟中國原創綜藝節目新時代？

實際上，中國綜藝節目自身發展的現實，也在倒逼綜藝節目模式上的創新。孫佳山認為，和此前三種模式不同，近期的文化類節目，可以被看成是綜藝節目發展的第四種模式。“這一階段是中國真正原創綜藝節目的階段。”

與此同時，以傳統文化為內核的節目的熱播，也在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以《中國成語大會》為例，接力出版社出版的該節目的衍生的系列出版物，也獲得了不俗的銷售表現。

“盡管節目的影響力會帶動相關出版的銷售，但出版物實際上是在節目之外的另外的一條河流中用了更適合閱讀的形式進行文化傳播。實際上，大家在一個大的傳統文化領域上，分別用各自的專業角度做傳播。”

“文化節目能夠突破傳播的瓶頸，然后走入大眾本身，現在來看還是多少有點令人意外。市場并沒有天然建立起對文化節目價值的那樣一種信任和更符合市場規律的評價。因為，我覺得市場收益，必然是之后出現的。”

關正文表示，文化類節目應該是更看重長遠的，比如說它的節目生命力更長，產生效益的周期更長。獲得效益的可能性，需要逐漸開發。從另外一種角度講，文化類節目實際上不僅僅是一種情感的堅守，或者是簡單情懷的問題。“任何有價值的題材，如果沒有真正實現規模化傳播的話，實際上作為我們節目生產人來講，你的工作的價值就是非常有限的。”關正文更期待激發觀眾自身的感受和思考，“因為這恰恰是文化綜藝給大家提供的娛樂的快感”。在關正文看來，“一檔文化節目的價值，在相當程度上，體現在它的認知價值核心對現代人的啟發，一種對活躍的思想狀態和感知狀態的啟發。”

同時，孫佳山認為，面對這些可喜的現象也不必過度樂觀。“中國平均文化工業發展水平相對還是比較弱的，剪輯師、分鏡師，甚至節目的劇本等，我們的綜合技術能力仍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