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思想理論領域繼續保持向上向好態勢,特別是在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的指引下,廣大理論工作者認真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會精神,深入學習研究、宣傳闡釋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和黨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營造了積極向上的輿論氛圍。同時,圍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黨建等領域一些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思想理論界展開討論和爭論,形成了若干熱點。

熱點一:關于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

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修訂后的《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理論界高度關注六中全會,圍繞學習和深入貫徹落實全會精神等展開了熱烈討論。

學者們認為,正式提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是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最具標志性歷史性意義的成果。全會明確習近平總書記是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是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所在,是領導和推進偉大事業、偉大工程、偉大斗爭的迫切需要。這是結合新的實際對馬克思主義關于群眾、階級、政黨、領袖關系基本原理的堅持,也是對中國共產黨優良傳統和獨特優勢的繼承。明確習近平總書記的核心地位,對維護黨中央權威、維護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領導,對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更好凝聚力量、抓住機遇、戰勝挑戰,對全黨團結一心、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對保證黨和國家興旺發達、長治久安,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有學者反映,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過程中,也有人歪曲全會精神,錯誤解讀“領導核心”,把新的“兩個堅持、四個特色”解讀成對“四項基本原則”的調整或者改變,以此否定黨的領導和路線方針政策,干擾全會精神的貫徹落實。對此,學者們強調要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全會精神上來,把力量凝聚到實現全會確定的各項任務上來,堅定不移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突出抓好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這個“關鍵少數”,切實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全面落實黨內監督責任,共同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熱點二:關于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

2016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7月1日,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號召全黨不忘初心、繼續前進,永遠保持建黨時中國共產黨人的奮斗精神,永遠保持對人民的赤子之心。圍繞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七一”重要講話精神以及如何正確認識中國共產黨95年的歷史,思想理論界展開熱烈討論。

學者們指出,“不忘初心、繼續前進”是“七一”重要講話的鮮明主題。講話從八個方面系統闡述了“不忘初心、繼續前進”的基本內涵,涉及指導思想、奮斗理想、前進道路、政治立場、發展布局、動力支撐、對外戰略、根本保證等各個方面。這些重要論述,宣示著中國共產黨人永恒不變的奮斗理想和崇高追求,彰顯著中國共產黨人堅定不移的政治本色和政治定力,貫穿了我們黨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把我們黨從哪里來、到哪里去聯系在一起,具有強大的穿透力和感召力。在新的歷史時期,只有不忘初心,認清我們黨的歷史方位和光榮使命,把全面從嚴的要求貫穿黨的建設全過程,保持“趕考”的精神狀態,走好新的長征路,我們黨才能始終保持先進性和純潔性,永遠立于不敗之地,向歷史、向人民交出新的更加優異的答卷。

學者們反映,在紀念建黨95周年過程中,也出現一些值得注意的傾向和問題。比如,一些人肆意夸大黨在探索過程中出現的曲折和失誤,借我們黨在歷史上經歷的曲折和犯過的錯誤,否定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功績,否定黨的領袖毛澤東,把黨的歷史尤其是新中國的歷史說得一無是處。學者們強調,在分析和研究黨的歷史時,要歷史地、辯證地、全面地、發展地看待問題,要看到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取得的世人矚目的偉大成就,同時客觀看待我們黨歷史上犯下的錯誤,以及在黨的領導下依靠廣大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發現錯誤、制止錯誤、糾正錯誤的歷史過程。只有分清黨史的主流和支流,才能全面地歷史地公正地評價黨的歷史。

熱點三:關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學者們普遍認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綜合研判世界經濟形勢和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作出的重大理論創新和決策部署,是解決我國經濟領域一系列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的良方,是破解當前發展階段重大結構性失衡、實現供求關系新的動態均衡的治本之策。

不少學者強調,必須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完整準確地把握中央精神,澄清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認識誤區。一是不能簡單地從西方經濟學比如從薩伊的“供給自動創造自身的需求”的觀點中尋找我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源泉。薩伊是用供給創造需求、總供給會與總需求相一致這一觀點來否認資本主義會出現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進而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而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在供給側結構與需求側結構失衡的現實形勢下采取的新的有效舉措,是從我國經濟運行中的實際問題出發采取的看得見摸得著的改革措施,有利于經濟更好發展,與其他國家不能簡單類比。

二是不能把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成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西方經濟學把供給與需求割裂開來,以致有供給學派與需求學派等的分野,走上了形而上學的道路。實際上,供給和需求好比一枚硬幣的兩面,無法截然分開;人為地將二者分開研究,必然導致研究思路混亂,對立又糾結。

三是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發揮“三駕馬車”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對立起來,認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拋棄“三駕馬車”。其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針對促進“三駕馬車”發揮作用的需求側管理,而是要求投資和出口作為提供產品的供給方進行適應需求變化的結構性改革,實現需求側與供給側更好契合、有機統一。因此,在實踐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包括投資結構性改革和出口結構性改革。

有的學者提出,不能簡單化理解我國產能過剩、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失衡的表現和原因。目前我國產能過剩主要是由鋼鐵、煤炭等過剩形成的生產資料產能過剩。而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問題,一方面是某些產品供給側過剩、產能過剩;另一方面是某些產品缺乏有效供給,難以滿足生產和生活消費的需要。比如,我國的鋼鐵產能總量過剩,但一些特殊的高級鋼材仍需要進口。所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對生產結構和消費結構進行具體分析,既強調供給又關注需求,目標是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使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變化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