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申報》的媒介影響力在國統區屈指可數。西安事變發生后，《申報》對其進行了詳細的跟蹤報道。

適逢紀念西安事變八十周年之際，本刊特別從《申報》新聞報道的角度，探求西安事變在國統區的社會影響，以及社會輿論對西安事變在抗戰前后的轉變。

從中可以看出，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為節點，國統區的社會輿論對西安事變態度亦迥然相異：抗戰爆發前，國民政府以及國統區民眾對西安事變持否定態度；抗戰爆發后，西安事變在輿論中成為促進民族統一與團結的轉折點。

譴責與討伐

各方對西安事變的反應

1936年12月12日，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12月13日，《申報》在“西安十二日上午起電報不通”的情況下迅速做出反應，在第三版顯著位置以大字號刊登題為“西安昨發生重大事變”的新聞，一時間“蔣委員長在西安被劫持”的消息迅速傳播。該事件一出，社會各界紛紛做出反應，《申報》將各界反應集中于報端。

《申報》西安事變報道第一方面的內容是關于南京國民政府方面的消息。南京國民政府連夜召開緊急會議應對危急情況，做出調整行政院、軍事委員會等機構人員配置的決議，并褫奪張學良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

同一天，孔祥熙發表談話稱，張學良私下里已經致電“本人”，“略稱愛護介公”“當負責保衛安全，決不使有一毫之損害”。為避免突發事件帶來的社會混亂，孔祥熙力主平穩，使各部政務照舊進行，“決不使國家政務，因一時之變，及個人之進退，致蒙影響”。西安事變發生后，各地極力維持治安，南京國民政府發布通令“重要地方宣布戒嚴”。

《申報》西安事變報道第二方面的內容是關于地方實力派方面的消息。西安事變前，閻錫山私下里對張學良勸蔣介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想法表示同情，并給張學良提意見曰：“漢卿，光勸不行啊！我們自己要想另外的辦法。”但事件一出，閻錫山立馬轉變態度，主張“先援救蔣委員長出險”“遏止事變之擴大”。閻錫山還故作姿態地說：“余生平最大苦痛，除喪父外，即以此為最。”

此外，馮玉祥也發表談話對張學良予以指責，勸他“贖過自新”盡快“奉蔣公回京”，否則“此種忘恩負義之動作，不久必致身敗名裂矣”。

新疆的盛世才原本是張學良的部下，對西安事變是知情的。事變發生后，盛世才竟發表聲明稱“此次西安事變不但與新省毫無關系，且亦絕不贊同”。

一直在國外療養的汪精衛驚聞事變之發生，決定于22日啟程回國，臨行前發表談話“西安事變突然而起，墮國家之綱紀，紊軍隊之紀律”“自聞西安事變，尤切痛心”“回國以后，當與諸同志一致努力，以期挽回此危局也”。西安事變發生后，地方實力派為避免殃及自身，紛紛發表聲明撇清嫌疑，而汪精衛的回國無疑是給緊張的國共關系雪上加霜。

《申報》西安事變報道第三方面的內容是民眾對西安事變前景的討論。歸結起來，全國各團體、民眾也有“討伐張楊”和“和平解決”兩種不同意見。上海市總工會、文化團體、農教團體、各界民眾等主張和平解決事端，致電張學良，勸其以大局為重。

《申報》西安事變報道第四方面的內容是關于地方團體方面的消息。西安成為軍隊、民兵組織等爭相討伐的目的地，《申報》曾在17日推測說：現在西安已經成為“世界最危險地點”之一。想來，這樣的預測也是有先見之明的。

《申報》西安事變報道第五方面的內容是國際上的各類反應。日本“竟日開會討論局勢，備見忙碌”。表面上，派日本駐華大使以私人名義屢次向中國表示“遺憾”“親切關懷”，實則探聽虛實，為下一步做準備。

國外各大報紙紛紛對該事件做了報道，所持立場態度均有不同，蘇聯政府機關報《伊斯維希亞報》認為，西安事變的發生實則“有利于日本帝國主義”；《華盛頓郵報》發表的社論稱，蔣介石在西安被劫持“已使遠東時局陷入極大紛亂”“實系該國之一大不幸”；哈瓦斯電稱此次事變“實乃共產黨在遠東從事煽動之結果”；意大利《民聲報》稱“張學良所耗費之金錢與軍械”“必系取給于蘇聯，自無疑義”；梵蒂岡教廷機關報《羅馬觀察報》認為此次西安事變的發生“顯然在于轉移日本對俄之行動，使成為對華之行動”，并推測此次事件的幕后主使為蘇俄。

蘇聯大使館在不久后即作出澄清：“蘇聯政府不但與西安事變始終無任何聯絡”“對于現在中國內一部分人及新聞紙所散布之流言，似認蘇聯政府與西安事變有任何聯絡者，非常驚異憤慨，希望中國政府設法制止”。

據《申報》15、16日載，日本大使館一等秘書在14、15日連續兩天訪問當時的外交部，以探聽西安事變之情報，急切之心情可以想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