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全國政協委員，又是民建中央調研部部長，每一年，蔡玲大部分時間是在調研中度過的。在她看來，調研路上有不少難忘的細節，也沉淀下了很多思考，“如果說2016年印象最深刻的，我感覺有三個關鍵詞，那就是小微企業融資成本、新型城鎮化建設和精準扶貧。”

蔡玲

先說小微企業融資成本的問題。這既不是新話題，也不是中國特有的問題，但“三去一降一補”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這件事有密切聯系。

在以往政府機構工作中，蔡玲曾直接分管成本調查分析方面的工作，結合今年的調研，蔡玲說她最直觀的感受就是，融資成本過高，或許已經成了不少中小微企業發展的“攔路虎”。

“小微企業沒有信用擔保，銀行的議價能力就變得格外強了。”蔡玲分享了調研中了解到的案例：“一個案例是，某城商行在浙北地區某縣設置了一家支行，一段時間后對外發放貸款4.5億元，這里接近9成貸給了政府融資平臺，只有1成留給了小微企業，由此可見，即便是城商行的貸款分配中，政府仍是大頭兒；另一個案例是，基層反映中部地區的一家搞外貿的制造業企業，他們需要150萬元周轉貸款，銀行為了控制風險，從貸款中扣除了風險自保金，結果150萬元貸款變成了120萬元，為了拿到這些錢，這家企業需要走各種手續，一共蓋了60個章、攢齊127個簽字。可見，因為沒有信用擔保，小微企業獲的平等融資資格受到了一定限制。”

要么是不好借，要么是用較高的成本去借。“在調研中，我們通過抽樣調查發現一些企業的融資成本甚至高達兩位數，年化利率18%或者更高。”蔡玲這樣說。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有人提出加大直接融資的比例。對此蔡玲表示，對于小微企業來說，要達到直接融資的要求也并不容易。而融資難、融資貴的困境，希望在未來加大力度得到改善：“李克強總理前不久指出，要繼續減稅降費。就我本人而言，做了十幾年全國政協委員，長期集中關注點之一就是如何減稅降費，明年的兩會我還要提關于改善企業融資環境的提案，希望借此促進中央減稅降費舉措落到實處。當然，改善企業融資環境是個全球性的話題，特朗普也計劃通過大幅度減稅政策吸引海外美國企業回歸本土，并吸引其他國家的優質企業。”

再說新型城鎮化建設的話題。據蔡玲講，在多次圍繞這一話題外出調研時，她心里一直記著一串數字：“我國現有2.77億農民工，其中1億人未來要轉為城市居民，我國現有城市數量僅為656個，相比之下，日本全國人口1.1億人，擁有700多個城市。我國現有大城市恐怕難以承載這些轉移過來的農民工，必須要在培育新生中小城市方面下功夫。”

那么，培育新生中小城市的突破口在哪兒？“今年在調研時，我們接觸到了浙江省溫州市的龍港鎮，別看是個鎮，那里有40多萬常住人口，戶籍人口也達到30多萬人。除了人口集聚，2015年這個鎮子的財政收入達到了23億元。作為全國新型城鎮化試點，龍港鎮不斷擴權，但它畢竟還是個鎮，只是個‘半城市’的概念，那里的基層干部群眾很有熱情，希望能夠由鎮變市，以便更好地發展基礎設施、招商引資，推動經濟轉型升級，更好地搞好醫療、教育、住房等公共服務，推進農民工市民化進程。從政策落實的角度而言，在改革全面深化過程中也應注重基層首創精神，注重試點地方的創新精神，考慮將特大鎮改成市，比如改成縣級市或者副縣級市，由此真正解決人的城鎮化問題。”蔡玲表示。

今年，蔡玲還有一個重要的調研關鍵詞，那就是扶貧，調研坐標落在了西藏自治區。到了拉薩和日喀則等高海拔調研之后，蔡玲認為，對西藏的扶貧工作應因地制宜：“我們去了那里的鄉村奶牛合作社、唐卡等民間手工業企業和蔬菜大棚，也看了那里的街道，最深的感觸是西藏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很有特點，可以因地制宜幫助他們脫貧致富；同時，在西藏開展職業教育、雙語教育很重要，在脫貧之后，要防止一些人返貧，關鍵要讓他們學到真本領，這也需要職業教育更新標準和課程，也需要有好老師。”

現在，各行各業都在探索“互聯網+”，在蔡玲看來，可以探索通過互聯網技術，將西藏優質的農產品推介給世界。同時，在脫貧攻堅戰里，要充分重視非公經濟的作用，調動民間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