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雨霖：作家劉震云之女，電影導演、編劇，攻讀于紐約大學導演系。2014年，憑借微電影《門神》入圍50多個國際電影節，并獲得了包括第41屆美國奧斯卡(學生單元)最佳敘事片在內的8個國際獎項。2016年11月，執導的電影《一句頂一萬句》上映。

11月4日，由第八屆茅盾文學獎作品《一句頂一萬句》改編的同名電影在大陸上映，導演系作者劉震云的女兒劉雨霖。

這是劉雨霖的電影長片“處女作”，影片推出后，迅速入圍韓國釜山電影節和埃及開羅電影節，并獲得臺灣金馬獎提名。這并非她第一次受到國際關注。

早在2014年，年僅27歲的劉雨霖，就憑借微電影《門神》入圍法國戛納、日本東京等50多個國際電影節，并獲得了包括第41屆美國奧斯卡(學生單元)最佳敘事片在內的8個國際獎項，成為繼李安之后第二位問鼎奧斯卡獎的中國導演。

名門之后，又頭頂“奧斯卡獎得主”的光環，劉雨霖的導演之路似乎比一般人順暢得多。出入各種電影節、接受媒體采訪，她都落落大方、從容不迫，有超出實際年齡的成熟穩重。

自信緣于視野的開闊，她從小就跟著父親劉震云到各地采風，也跟著做公益律師的母親出入老少邊窮地區，既見識到底層生活的艱難，也結識了名人大腕。母親郭建梅獲得“國際婦女勇氣獎”，她也陪著去美國白宮領獎。

在劉雨霖的世界里，人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她覺得幸福的瞬間，可能是和父親蹲在紐約路邊，一人啃一個土耳其烤肉卷兒，看來來往往的人。這也是她做電影的價值觀，她不想為王侯將相立傳，而要去發掘普通人內心被忽略的情感，這些情感糾葛在她的眼中不亞于一次世界戰爭。

走出父輩的蔭翳

網絡上的“劉雨霖”詞條，對她的第一句定位是“作家劉震云之女”，在外界看來，這幾乎是她身上最大的標簽。

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生活在父輩的蔭翳之下，到了特定年紀，會有所謂的“影響的焦點”。對這個籠罩頭頂的“光環”，劉雨霖有著清醒的認識，她向《鳳凰周刊》談道，“這是我一輩子感恩和榮耀的地方，我不想擺脫它。作為他們的女兒，我從小能有一個自由的生長環境，明白很多人世間的道理，找準了方向做自己喜歡的事?！?/p>

她從小就是“孩子王”，在農民日報社的家屬院里，組織健康小隊、文藝小隊，像個假小子。一群孩子呼啦啦地跟著她，一溜煙兒地到處瘋跑。這和家庭的“放養”政策有關，在劉震云看來，家庭就不應該有教育，“車輪轉不轉，要看它自己?！?/p>

一到晚上，別人家總在陽臺上喊：“xxx，回家吃飯了！”“xxx，回家寫作業！” 而劉雨霖是那個快樂的“漏網之魚”，玩到多晚都沒人管。

回憶起“上躥下跳”的小時候，即便是不那么美好的經歷，劉雨霖也充滿愉悅：“從小被狗咬過三四次，被貓抓過，還被兔子咬過。后來去衛生防疫站，醫生都認識我了，打最后一針的時候，醫生說‘你別打了，你已經打了太多針終身免疫了，你現在可以隨便被貓抓、被狗咬了’。”

由于沒人強制約束，她長這么大似乎沒有過“叛逆期”。但是，自由并不代表放任，父母對她更多的是做人、做事“大道理”的引導，做人“要向身邊的人請教、學習，多觀察，要‘不要臉’，一日三省吾身，要大氣”；做事“要用心，不馬虎；把事情一次性做對，不反復；要注重細節。”

這種對事執拗的完美主義精神，體現在劉雨霖身上，就是一件事只要決定了，就算赴湯蹈火也要盡善盡美。

《一句頂一萬句》劇照。

大二那年，原本在中國傳媒大學學習播音主持的劉雨霖興趣轉向了電影，她沒有和家人溝通，學校的課業疏漏了，不好好上課也不練聲，成天抱著電影的書看。學校老師打電話給劉震云，劉震云怒不可遏，極少地動手打了劉雨霖。

以劉雨霖的形象氣質和能力，再加上父母的聲望，從播音主持系畢業后，去央視做一名主持人，是非常保險的路子，但她興趣轉變之快之堅定，讓父母措手不及。幾番商討后，一直保持著民主、自由作風的家庭，選擇了尊重孩子的意見?！澳阆矚g做什么就去做，不論想做廚子還是導演，但是既然做了就要用心?！?/p>

為了走上職業化導演的道路，她想去美國繼續深造，最終得以進入夢寐以求的紐約大學電影學院。

研二那年，她作為場記參加了馮小剛導演的歷史巨制《一九四二》，她對記者說起馮導：“他一直在堅持自己，走別人不走的路，努力開拓新的方向。成千上萬人的大場面，他都能特別冷靜地既顧全到大局，又照看到細節?！?/p>

作為唯一獲得奧斯卡獎的大陸導演，她也認識了同樣畢業于紐約大學電影學院的“師兄”李安，說起這位前輩導演，她學來了一個樸素的道理，“做事情不能揠苗助長，他出作品的速度其實不快，三四年磨一部，他是在潛心做自己的事。即使在很勞累的狀態下，也能帶著團隊堅持往前走?！?/p>

《門神》獲獎后，劉雨霖有機會出席活動，發表演講。面對兩三千人的場合，劉雨霖無需講稿，氣場十足。

“這是我根本沒想到的?！惫氛f，她發現之前對女兒的很多擔心是多余的。那一刻，“妞子長大了?！?/p>

“六親不認”的導演

由于劉震云既是《一句頂一萬句》的原著作者，又是電影編劇，電影的劇情和拍攝手法，都是父女倆商量著定的。

但一旦有了分歧，兩個“牛脾氣”犟到一塊兒，劉雨霖也會叫板劉震云：“你是導演，還是我是導演？編劇的時候聽你的，拍攝的時候就應該聽我的！”但是平常情況下，郭建梅透露，“妞妞”對父親還是多少有些畏懼的。

劉雨霖專注做起事來，有一副“六親不認”的架勢，不能不說是受到劉震云的影響。劉震云經常對做官的弟弟聲色俱厲地教導，“無論你官做得多大，你必須……否則我就不認你！”對于有親人想托他的關系晉升，他也是“兇巴巴”地撇下一句話，“沒能力就別干！”

劉雨霖與《一句頂一萬句》的意大利文譯者帕特里西亞·里貝拉蒂（Patrizia Liberati）在拍攝現場。

《一句頂一萬句》在河南老家拍攝，有不少親人，奶奶、姑姑、舅舅等好幾次都想去片場看看，還找郭建梅來說軟話，都被劉雨霖義正辭嚴地拒絕了，“你們誰都不能來”。氣得奶奶放狠話，“和她爸一樣，這個龜孫！”

為了不受干擾，就連郭建梅想去探班也屢屢被阻止。終于有一天，劉雨霖打電話：“媽，你來吧?！蹦鞘桥巯愫退谓夥沤Y婚，要拍婚宴大場面，缺群眾演員。

飾演龐麗娜的女主演李倩這樣評價劉雨霖：“她的頭腦令人驚訝的清晰，你問她什么問題她都能解答。她能hold住全場的原因是之前做足了功課，什么問題都深思熟慮過。”

其中有一場戲，龐麗娜騙丈夫要去蘇州旅游，其實是和出軌對象蔣九最后一次約會，完了就分手回歸家庭。欺騙的過程中，李倩總覺得需要表現出一點愧疚。劉雨霖的意見是，不要太刻意，感情要往回收，因為龐麗娜出軌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了，這樣撒謊的時候肯定也多，而且她這次出去是要和蔣九斷掉的，她認為她可以回得來，你知道她的結局回不來，但是她自己是不知道的?！八姆治稣f服了我，所以我遵從了導演的意見。”李倩說。

男主演毛孩對《鳳凰周刊》說，“跟著劉雨霖拍戲太幸福了。因為幾乎沒有出現一個廢棄的鏡頭，有的導演可能沒有想好，一個場面會多拍幾個鏡頭備選，回去可以剪輯，但是，劉雨霖腦海里很清醒，她要什么樣的鏡頭已經考慮得很周全了，工作效率極高。”

有一場戲，演員劉蓓和毛孩“姐弟倆”說一些心里話，那場戲一共拍了8條，劉蓓因為入戲太深，哭得太厲害，在演的時候完全沒法堅持把臺詞說下去，毛孩也跟著哭。劉雨霖在監視器后面也“噼里啪啦”地掉眼淚，但是她清晰地知道，這是積壓在心里十幾年的疤痕，當一個人面對這種痛苦的時候，并不會淚如泉涌，而是一種藏在心底的傷痛和掙扎。

毛孩不無贊嘆地說起劉雨霖對細節的苛求，細致到一根筷子怎么擺放她都要斟酌，墻上的畫沒有掛正，她都要趕緊去擺正?！凹毠澘亍薄ⅰ巴昝揽亍保且驗樗斢浿粋€家訓：用心做事。所有人都覺得這像她父親，但是劉雨霖知道這是她自己。

尊重生活的邏輯

鳳凰周刊：劉震云先生的小說作品眾多，你為何會選擇改編《一句頂一萬句》？

劉雨霖：《一句頂一萬句》是劉老師（劉震云）的小說中我最喜歡的一部，也是讀的遍數最多的一部。2007年前后，在他的創作階段，我跟著他去河南、河北、山東、山西等地采風，當一個小助手做記錄，觀察當地人的生活。所以，書中的人物故事和細節我都很熟悉，在情感上也很親切。

2014年初，我開始想把它拍成電影，這個想法醞釀了半年，才給劉老師打了越洋電話，跟他爭取小說的改編權。他不是一個主動要發展電影的人，都是電影人準備好了來告訴他，向他邀約。我知道他肯定會問三個問題：為什么要改編《一句頂一萬句》？它那么大的文學體量，你準備怎么改？作為導演，你不同的地方是什么？這三個問題我都思考得很細致，所以他爽快地同意了，正式拍攝是去年10到12月。

鳳凰周刊：小說和電影是兩個不同的藝術門類，他是專業的作家，你是科班的電影人，兩人在編劇和拍攝的過程中遇到分歧，誰聽誰的？

劉雨霖：分歧肯定會有，劉老師作為書的作者，最了解里面的人物和故事架構。他改編劇本，一個月就出來了，非常成熟。但一些細節和臺詞，我們會有討論，兩人觀點不一致的時候，不是說以他或者我的意志來決定，而是以人物生活的邏輯來決定。

直到開拍前十天，我們還在討論細節。比如，里面有一場戲，姑父安慰百惠說：“百惠，你是不是想去動物園看長頸鹿？”而原劇本里說的是帶她去看大老虎，這個細節的改變是因為有一次我去買早餐，聽到賣早餐的人說，下了班要帶女兒去動物園看長頸鹿。這些細節來自于生活，又融入到影片中。

我希望大家在看電影的時候，看不到導演的痕跡，那我怎樣才能隱藏自己呢？首先得有一顆敏感而柔軟的心，來吸納生活中被我們忽略的細節和情感。其實，這種商量并不只是發生在我和劉老師之間，和攝影指導或者燈光指導、造型師、道具師、演員的合作，都會有。

無以言說的孤獨

鳳凰周刊：《一句頂一萬句》要表現的很重要的一個主題是孤獨，為了逃離孤獨，需要去尋找精神伴侶，尋找能說得上“一句頂一萬句”的話的人，你怎么看待這個尋找的過程？

劉雨霖：孤獨是藝術永恒的主題，無論一個人的生活狀態如何，都會有訴說的欲望，孤獨感并不是找人吃頓飯就能解決的，它可能伴隨人的一生。每個人都不會放棄這種尋找，它不局限于時空或者婚姻。能說得上“一句頂一萬句”的話的人，不一定非要是結婚對象。生活中可能有不同的人能聽懂你說的話，也有的人原本能說得上話，但后來又說不上了或者離開了。這是一個變動的狀態，人的渴望也是變動的，這是這部電影的底色。

鳳凰周刊：你之前說喜歡《小鞋子》《一次別離》這樣的電影，也想要用影像來表達全世界人的共通的情感，但也有人說這部電影表達的是“中國式孤獨”，你怎么看待這種評價？

劉雨霖：孤獨感是世人都會有的，所不同的是，在有宗教信仰的國家，人們的孤獨可以對神說，對真主安拉、基督耶穌、圣母瑪利亞說，而神不會跟第二個人說，你說什么他都能完全接納，說多長時間他都愿意聽，他會說：“沒事，孩子，我原諒你了?！敝袊藚s少有這樣的訴說出口，可能跟朋友說完以后，發現朋友是靠不住的；跟家人說，發現家人是聊不來的；跟伴侶說，發現時間長了都是各玩各的，這就是所謂“中國式孤獨”。

鳳凰周刊：說到信仰，在韓國釜山電影節上，《一句頂一萬句》的海報是一個渺小的人跪在巨大的佛像面前，這有什么象征意義？

劉雨霖：電影中有一場戲，是男主角牛愛國和佛的對話，牛愛國發現妻子出軌，心情很復雜，就去找佛訴說。我估計他是世界上第一個跟佛祖說“我要殺人”的人，因為他實在沒人可以說話了，佛是一尊石像，石像不會給他反饋。他第二次又跪在佛的面前，淚流滿面，是因為他發現這個世界對他的欺壓，他要反抗卻沒有辦法。這部電影的英文名字叫《Someone to talk to 》，這場戲里的“someone”就是佛。當孤獨到只能找佛祖的時候，生活是很悲涼的。

鳳凰周刊：對你而言，要找到能說得上“一句頂一萬句”的話的人難嗎？

劉雨霖：很難，但是心態要擺正，身邊能有這么幾個人就夠了。可能一些人在這方面和你能說得著，另一些人在另外的方面能說得著，不可能一輩子就只找那么一個人。而且，比這更重要的是，在特別焦躁、孤獨和痛苦的狀態下，要學會和自己對話。

人間的情感是共通的

鳳凰周刊：我看電影時在想這個故事發生的年代，很多人也感到電影的年代模糊，沒有明確的時代背景，這是有意為之嗎？

劉雨霖：我在釜山電影節上接受記者的采訪，他們也有同樣的疑問。這部片子會有一種力量，讓人忘記故事的年代和發生地，把時間、地點模糊化。這樣的效果讓我覺得很神奇，我本無意為之，卻變得像是有意地創造了一種電影方式。

我想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效果，主要是因為我不關注這些，其實一部片子光是讓人記住了它在何時何地拍的，無任何意義。我并沒有特別強化時間和地點，因為電影里面的情感和故事，在過去、現在還是未來都是一樣的。劉老師的原著是從民國寫到當下，時間上并沒有一定的標榜，如果說這事必須發生在什么時間，就把自己局限住了，也把人物故事局限住了。

鳳凰周刊：《一句頂一萬句》原著被譯成20多種語言，受到廣泛的國際關注。這部電影也被寄予厚望，參加了多個國際電影節，你會擔心外界批評你用一種特別中國化的故事去討好電影節嗎？

劉雨霖：這恰是我最不擔憂的，我不喜歡為了得獎而去用作品討好人，販賣人物的情感。這部片子并沒有賣血賣肉，講老少邊窮。雖然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個修鞋匠，但他的院子里有銀杏樹，秋天葉落滿地很美，他在能滿足的情況下，還是盡力給女兒買她想要的毛毛蟲面包，家里布置得很溫暖，一塵不染，這是我對里面人物的尊重，并不是中國人就過著豬狗不如的生活，這討好不了外國人。

一個真正成熟的電影人，之所以把電影拿到國際電影節上給外國人看，并不是為了拿獎，而是讓更多人看到真實的中國人的生活狀態和情感狀態。如果為了拿獎而討好別人，這樣的電影人和作品走不長久，因為他是在為別人活著，沒有自己的路。

鳳凰周刊：《門神》獲得奧斯卡獎，對你后來的創作之路有何影響？

劉雨霖：《門神》我只花了8天時間在河南黃河邊的小村莊拍的，拍的時候從來沒有想過最后能走進50多個電影節，給我的母校紐約大學帶來榮譽。

但它給我最大的收獲并不是獎項，而是讓我明白人間的情感是共通的，我帶著這部片子到每一個電影節，發現大家的哭點和笑點都是一樣的，他們忘掉了這是在黃河邊一個小姑娘的事，可能會想起自己的童年、自己的女兒或者父輩。它讓我更加肯定自己要走的路，就是通過電影去表現一些日常生活中驚心動魄和被我們忽略掉的情感。

鳳凰周刊：你怎么看待目前中國的電影市場，它在經歷轉型嗎？你認為當下觀眾的期待是怎樣的？

劉雨霖：我覺得中國電影市場迎來了黃金時代，這個黃金時代并不是指票房上的火爆，實際上，2016年的整個電影票房相比去年是冷清的，沒有動輒票房上10億元的片子，這是因為觀眾冷靜下來了。

前幾年，公眾有了消費能力后，對電影處于饑渴狀態，饑不擇食，有閑錢，又要消磨時光，什么電影都愿意買票去看，但后來他們發現，很多片子是不值得花兩小時的時間去看的，即便有明星大咖也拉動不了票房。但也有一些電影厚積薄發，靠口耳相傳，最終收獲了不錯的票房，這說明觀眾越來越理性，越來越重視影片的質量，這對嚴肅做電影的人來說，是莫大的好事。

（實習生韓星童、王越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