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蒲江縣一樓盤工地發現戰國船棺墓群。

來自古埃及的玻璃飾品“蜻蜓眼”。

墓地出土的兵器。

考古人員將對墓地繼續發掘。

“巴蜀圖語”印章。

原來2000年前，成都和古埃及就有聯系了！

今年春節，在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開幕的“古埃及：法老與神的世界”主題展覽上，155件（套）古埃及文物與四川公眾見面。古埃及文明和古蜀文明的交匯，讓人遐想聯翩。而成都最新的一處考古發現更讓人驚訝——也許早在2000多年前，古蜀文明就曾與古埃及文明有過親密接觸。

去年9月，成都市蒲江縣，一處山麓與河流間平壩地帶，60座墓葬的勘探發現，讓在此的樓盤項目停止了。

經過5個月的考古發掘，今年1月中旬，47座船棺墓葬被清理而出，它們多是船棺墓葬，墓主人身份可能是當地管理人員。墓葬中，11枚印有“巴蜀圖語”的印章讓考古人員興奮起來，這個神秘的古代語言，一度成為考古謎題。

更令人驚喜的是，兩顆玻璃飾品“蜻蜓眼”的出現，更是賦予了墓葬神秘的異域色彩。據了解，蜻蜓眼是源于古埃及的裝飾品。考古人員認為，墓葬中發現的，既有可能是從埃及馱來的“原廠進口貨”，也有可能是來自中原的仿制“山寨品”。

船棺年代

戰國時期墓葬4排整齊排列

蒲江縣鶴山鎮飛虎村，西北距蒲江河約400米，東南距長秋山約1000米處，有塊環境優越的平地。近來，沉睡的土地中，一艘艘并不完好的獨木舟接連出土。整木鑿成，內部刳空，它承載著逝者的軀體，仿佛慰藉生者，即將帶著亡靈遠航，到一處無人打擾的地方。

這是流行于四川的船棺土葬習俗。

船棺在蒲江出現，實際上并不意外。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蒲江就不斷出現戰國船棺。直至2006年12月，發掘出土的戰國船棺已達10具，其中有9具就出現在飛龍村鹽井溝。當地居民也對來來往往的考古人員并不陌生。

然而，這一次的發現，還是驚動了考古界，諸多資深專家聽聞，紛紛趕去，一睹為快。

“如此密集地排列，在當地從未有過。”2月8日，發掘工地現場領隊龔揚民有些激動。

去年9月，為了配合商建項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蒲江縣文管部門到此進行文物勘探。隨著墓葬特征及船棺棺木的發現，龔揚民詫異起來，“60座船棺墓葬！”接著，在盜墓賊鑿出的盜洞中，出現了銅器，根據形制，他們判斷，應為戰國時期墓葬。

持續挖掘，一幅壯觀的立體歷史場景，終于在春節前展現出來。

1萬平方米的土地上，47座墓葬一一現身。墓葬分成4排排列，東西向分布，稀疏的每排有7座，密集的則有17座。

墓葬平面多呈狹長形，按照大中小三種規格一一排列。5座大型墓葬墓壙長7-9米、寬1.5-2米；50座中型墓葬墓壙長4-6米、寬1-1.5米；5座小型墓葬墓壙長2-4米、寬0.7-1.2米。

墓葬中，部分已經找不到葬具，而可辨者多是船棺，最長可達7米，最寬至2米，最高及1米，材質則是珍貴的楠木。

在以前，船棺葬的附近地面上，多記有標識。但時隔多年，考古人員已難以找到。

墓主身份

可能是掌管鹽業的鹽吏

考證后，墓葬大致可以判定在戰國中期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秦滅巴蜀以后，乃至戰國后期。

考古人員發現，座座墓葬間有一點規律。多數墓葬分布規整，“少見打破關系”，也就是說，只有一次修建的痕跡。只有少量沒有分布規律的墓葬，有著后期再次修建的樣子。

此外，有一些南北向墓葬，兩三座成一組，時代相對略晚，相對較早墓葬，有了合葬蹤影。

有著嚴格規劃，是這批墓葬的獨有特征。考古人員據此判斷，應為家族或聚落公共墓地。

成都考古所研究員劉雨茂說，墓葬位所處位置是交通要道，富有戰略資源，再結合出土情況來看，部分應屬于當地最高機關管理人員的墓葬群。

“蒲江地區前后發現船棺葬墓7次，而各次發現的船棺葬墓附近皆存鹽井，說明船棺葬墓主人可能是當時管理鹽業的官員。”龔揚民說。

墓葬中已經難以看見逝者遺骸，少許牙齒是墓主留下的印跡。

部分墓葬有破壞痕跡，考古人員猜想或許是部分被盜，或許是施工破壞。多數墓葬保存完好，沒有遭到盜墓賊光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