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記者走訪四川成都市太升南路多家手機店發現，由于新“蘋果”在初期發售量少，價格水漲船高，最貴的一款iPhone7 plus甚至炒到24000元，足足是原價的兩倍還要多。業內人士介紹，目前購買蘋果手機的人群里，學生占了3至4成，成購機主力軍。（9月18日《華西都市報》）

作為科技創新的產物，蘋果手機能夠給消費者帶來優質的用戶體驗。在市場競爭激烈的手機市場，蘋果手機的“高身價”，在本質上也是商家之間、商家與消費者反復利益博弈的結果。“一個愿打，一個愿挨”，消費者有選擇喜愛商品的權利。我們沒有必要對蘋果手機戴上“有色眼鏡”，對其進行標簽化、污名化。

在消費社會，手機具有抽象的符號功能，即社會表現和社會競爭的功能。大學生對蘋果手機趨之若鶩，根源于消費文化的走偏與錯位——過度追求符號消費，說到底也是一種自我認同與社會認同的迷失。

正如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所言，人們往往利用消費上的差異，來建構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區隔與界限。消費具有社會分層的功能，可以向他人傳遞出符號信息。這一點，在蘋果手機上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對于一些人來說，蘋果手機就像項羽所說的“錦衣”，不僅讓自己穿得更舒適、更體面，也是向他人炫耀自己的經濟實力、社會地位的工具。

許多大學生尚未實現自食其力、自力更生，父母通常是他們的“錢袋子，大學生熱衷蘋果手機，父母往往要為他們的符號消費買單。即使在同一所大學里，大學生的家庭經濟狀況也存在著鮮明的差異性。對有的家庭來說，給孩子購買蘋果手機并不構成經濟壓力，對有的家庭來說，父母要省吃儉用“把最好的留給孩子”，對于那些家庭經濟相對困難的家庭來說，父母沒有能力也缺乏意愿給大學生購買蘋果手機。

在物質主義、消費主義和享樂主義的裹挾下，一些大學生陷入了過度消費、超前消費的誤區。一些大學生“打腫臉充胖子”，想法設法壓縮生活費去購買蘋果手機，少數大學生采取了分期付款、網絡借貸等方式，來滿足消費欲望。一些商業機構也推波助瀾，“年輕，就是等不了”等商業廣告在日常生活里隨處可見，不斷刺激大學生非理性消費的熱情。

大學生喜愛蘋果手機并沒有“原罪”，卻要在家庭經濟可以承受的范圍之內量力而行。如果沉迷在符號消費帶來的身份認同和階層優越感，難免會在欲望的深淵里越陷越深。畢竟，一個人的社會認同，最主要的還是要取決于他的角色扮演；那種依靠符號消費來證明自己和表現自己的做法，最終難以長久。（楊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