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齡的描述，或許只是個別情況。尤其對照前面提到的各家輪流給塾師提供好吃好喝的情形，更能看到每個地方塾師的生活狀況真是千差萬別。但教學時間長、管理小孩費心力，則是各地區乃至從古至今小學老師的共通之苦。當然，苦的還不止這些。清代塾師就算賺得少點、工作累點，也還能堅持忍耐。最難受的莫過于學塾拖欠工資，到期不發或少發，可苦了這些本不富裕的塾師們。有人曾作詩說：“蒙館舌耕不自由，讀書人到下場頭，每逢年節先生苦，親去沿門要束修”。老師們挨家“討薪”的樣子，真有點不成體統，但也真是無可奈何之舉。

愛崗敬業，教育有方

總體來說，清代的塾師是一批愛崗敬業、教育有方的群體。生活的苦悶、孩童的頑皮，并沒有影響他們盡職盡責地傳道授業。也正因為有了他們的啟蒙教育，才為這些小孩以后學習更高深的知識打下了基礎。而且，針對小孩多動愛玩的特點，塾師自有一套合理有效的管理和教學方式。

抱怨過塾師四苦的蒲松齡，還寫過一篇《訓蒙訣》，翻譯過來就是《幼兒教學大綱》。內容不長，淺顯易懂，可以作為塾師的入門培訓讀物。從教小孩認字、讀書、作對，到洞察孩童心理，乃至作息時間、大小便，都列出了相應辦法，今天看來仍舊有其合理性。其實，古代塾師還有更為細致的教學管理方法。曾在宋代大儒朱熹門下學習過的學生，歸納了朱子的六條教書、學習方法，分別是“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志”。朱子不僅強調學習時要步步深入，而且應常懷謙虛心態，做到學問與人品的同步提升。朱熹另外被人稱道的一點是，讀書也要有懷疑精神，一些不知名小人物的言論興許能夠啟人心智，而一些大人物的言論也可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這種開放的教學心態，的確值得肯定。

清代的黃六鴻，曾在《福惠全書》中記載過塾師一天的教學流程。從早到晚，每一刻鐘都有規定的學習內容。每天早上小孩子來到學塾，先要背誦昨天學習過的知識。背完之后，才加一些新內容，爭取做到熟讀。早讀之后，留出時間吃早餐。吃過早餐，開始上午的課程，包括臨摹寫字、講解經書等。寫字的時候，要逐字仿寫。寫錯或寫得不工整，塾師都會拿筆勾掉，令其重寫，直到符合要求為止。塾師講經的時候，須先講大概意思，然后逐字講解，務必明白簡易，讓小孩胸中了然。下午的課程，先要背誦早上所學內容，然后學習作對子。等到次日上課時，第一步也是先將昨日所學知識溫習一遍，繼而學習新內容，這便是“溫故知新”。不僅如此，每過五日，塾師還要暫停教授新課程，讓學生背誦、默寫過去幾天的知識點。每隔十日，則要默寫過去十日的課程內容。

反復記憶的結果，便是學生能夠記住更多的知識，進而逐漸積累增多。而且，我們以往對學塾小孩“死記硬背”、“不求甚解”的印象并不準確。靈活的教學方式，還表現在“因材施教”方面。清代嘉興姚氏的家塾，分為東塾和西塾，東塾的學生層次較高，西塾的學生層次較低。該學塾規定，十歲以內的孩童，或大于十歲但智力稍顯愚鈍的孩童，在西塾學習；等到讀書有所進步之后，則自動從西塾升入東塾。同樣道理，東塾的小孩如果讀書不夠努力，進步不大，那么就自動降到西塾。東塾和西塾的學習內容、師資力量都有所不同，正是針對兩邊不同程度的學生而專門配備。

清代的塾師，大多扮演著啟蒙導師的角色。他們教育孩童一些基本的知識和禮儀，雖然期待這些孩子當中能夠產生未來的國家棟梁，但本質上還是延續了中國古人對培養“士”的一貫追求。這里的“士”，更偏重于一個人在學術、道德上的成就。而他們的認真負責精神，也被以后中國的諸多幼初級教師代代延續和發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