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那些離家較遠的老師，大家還商定讓老師在各家輪流吃住，或者吃在這家，住在那家。無論什么方式，塾師的吃飯問題總能夠得到解決，也就節省了相當一部分開支。

束修和膳食都是塾師的基本收入，雖然數量不定，好在旱澇保收。相比之下，節敬并不是塾師的固定經濟來源。一般來說，稍微有些條件的學塾都會在幾個重要節日向老師送點銀兩，比如清明、端午、七夕、重陽，俗稱四節禮。有的地方，還會加上夏至、冬至和中秋，湊成七節禮。節敬的數額多寡不一，從幾十文到幾千文，加起來基本不會超過全年的束修。當然，也免不了一些學塾實在囊中羞澀，基本工資之外沒有什么節敬，那塾師們也沒辦法，私下里面只能抱怨幾句“節禮包分文未見”。想想也真是有點悲催。

塾師的待遇之所以微薄，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們并沒有獲得士紳身份。通常來說，假如一位老兄在科舉考試中取得了秀才功名，那回到鄉里也算是有身份的人。即便當個塾師，工資也不至于太寒酸。而一些連秀才頭銜也沒有的老師，讀書作文的水平確實不怎么高。雖然教育小孩子綽綽有余，但在別人眼中往往也就這般身價了。

昔日之師，今日弟子

單從收入上來說，塾師的生活無疑有些清苦。但在尊師重道的風氣下，塾師的尊嚴還是可以得到基本保障和敬重，這也讓塾師們倍感欣慰。在我們的印象中，教書先生往往是戴著一頂瓜皮小帽，留著一把胡須，手中拿把戒尺，搖頭晃腦帶著一幫小孩背經讀史。有不聽話或背書不給力的熊孩子，免不了被打手心、抽屁股。塾師的威嚴，在這里完美展現出來。塾師也更加注意自己的形象。

塾師的威嚴，既是他們對付小孩的手段，也是自己驕傲的資本。清末科舉制度廢除之后，原來的私塾紛紛關閉，新式的學堂相繼成立。一些曾在私塾教書的老先生們，頓時失了業，只好到新式學堂里另起爐灶，學習新知識。而這些新學堂的“老師”們，雖然有的留學東洋，有的留學西洋，但小時候大都還有過私塾學習的經歷。產生的窘境是，底下坐著的某位老先生，可能就是自己當年的幼師。

包天笑回憶說，蘇州師范傳習所成立后，一位留日歸國的青年教師看了報名的新生名單，忙說不能教，原因是：“里面有一位教過我書的老師，我甚頑劣，他打過我手心，我今卻來教他，太難堪了！”還有的青年教師，鼓足勇氣站在臺上，努力去面對臺下曾經的塾師。但老先生似乎感覺無所謂，拿起煙斗，呼呼地抽起水煙，立刻又讓臺上的毛孩兒體會到了什么是師道尊嚴。類似的例子甚多，直讓人哭笑不得。

塾師各種苦

威嚴上的滿足，卻無法掩蓋塾師日常生活的苦悶。科舉體制下，讀書人的夢想是科考為官，出將入相。但現實很殘酷，能夠考中的人畢竟只是其中的少數，大部分讀書人還是回歸鄉里，謀得一職，聊以度日。當了塾師的人，更要承受這種心理落差。

蒲松齡就曾寫過四首打油詩，題為《塾師四苦》。每首開頭，都是“人言教書樂，我道教書苦”，可見確實比較苦。那么，怎么個苦法呢？歸結起來有：一是課時多，身體累。“清晨便教書，口舌都干苦”。“開學不回家，清明到端午”。二是學堂破，硬件差。“塾堂兩三間，東穿又西破。上漏并下濕，常在泥中坐”。三是住宿苦，難入睡。“雖有青麻帳，又被鼠穿破。夏間燈燼時，便受蚊蟲蠹”。四是食不精，飯難咽。“粥飯不周全，酒肴亦粗鹵。魚肉不周全，時常吃豆腐。非淡即是咸，有醬又沒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