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網友報料，河南商丘市為治理大氣污染，將市區和縣城的大多數中小飯店強制關閉，不少企業也被要求停產，給當地企業群眾生產生活帶來較大影響。7月30日凌晨，商丘市回應稱，將對原不達標餐飲飯店油煙治理進行集中驗收，飯店驗收達標可重新開業。（7月31日《南方都市報》）

商丘市大氣污染嚴重并成為重災區，中小飯店和中小企業排放不達標，已成為不可忽視的污染源，也是亟待治理的重點。針對大氣污染的嚴峻形勢，采取強制措施讓開放式排放的飯店停業、企業停產，集中整治“達標升級”，也屬于不得已而為之的行為。固然在性質上有些矯枉過正，不過也不失目的正當，只是在手段的合理性上，有待商榷而已。

盡管如此，地方官員的“重典行為”依然受到了普遍性的質疑，強制關停之后帶來的不便，也會成為一種負能量。尤其是在之前，一些地方采取類似做法后，會遭遇到輿論的普遍性質疑，讓政府公信力受到嚴重的損傷。如此語境下，商丘市依然采取強力措施，源于被約談之后的問責壓力所致。

對于關停不達標的污染飯店和企業，出于公共利益的考慮，不僅必要而且必須。然而問題是，事后的關停再果敢、再堅決，也無以掩飾之前的無所作為，或者說是“責任失范”。中小飯店也好，中小企業也罷，從事前審查、事中監督和事后懲治來看，只要某一個環節的責任履行到位，都不會出現“無處置而開張”的可能，使得污染行為長期存在，甚至讓減少污染投入成為企業營利的手段。大氣污染嚴重而被上級問責，才想到采取極端的措施給予整改，取向性的錯誤和手段上的偏差，都是最值得探析之處。

公權力的作為與否，不是基于公共利益，而是權力自身的考量，必然出現不作為、亂作為的現象。超越程序性的行政強制措施，若沒有經過法律規定的程序，就屬于一種亂作為。事后的亂作為，本源在于事前的不作為。正是在前置審批時沒有履職到位，未能讓“先達標后開張”的基本原則得到落實，那么強制關停即便有“正當的目的”，那么“不正當的手段”也難以獲得認同。

先污染后治理，成為很多地方的通行做法，也是導致環境污染的主因。大量的中小飯店和企業從申辦之際，連基本的油煙處置設備都沒有，污染處置設施的投入幾乎為零，卻能一路暢通而不受限制，皆因監管失聰失明而最終失靈，甚至以污染企業為“衣食父母”而充當保護傘，“責任不達標”導致問題堆積，劣幣驅逐良幣形成“比壞效應”。很顯然，再強力的事后之補，都無以掩飾“凡事則預”的不力。

2014年，有網友和圖片網站稱，濟南眾多餐館突然關門歇業，以應對國家衛生城市暗訪組的到來。而在更大的范圍之下，無論是城市的違章建筑，還是對黑車的治理，諸多頑疾無以得到解決，一些亂象甚至還“越打越亂”，就源于緊時打一打，閑時松一松，既沒有做好源頭治理，又無以實現亂象根治，責任履行流于形式和停留在表面?；蛟S，只有先進行責任倒查，讓環境評估、行政審批、監督管理等各個環節的責任最終得到落實，那么“強關飯店”才不會成為責任失范的諷喻。（堂吉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