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報道災難的過程中，一些官方信息很微妙地存在。這些信息大多相對全面、權威，值得信賴，但囿于地方保護、部門利益或其他特殊原因，一些官方信息有時會選擇性失靈：或者隱瞞了實際情況，或是不愿被人知道內部的不同意見，或者諱言一些處理進展。

多次參加災難報道讓我堅信一個樸素的道理：對于官方信息，應該充分依靠，但絕對不能一味被動等待信息發布，而要主動去挖掘、去分析。事實證明，媒體在官方發布信息之外的新發現，抑或是官方信息被媒體證偽，又或是媒體對官方內部不同意見的披露，往往能暴露出某些問題，而這些問題也常被寫入災難的調查報告。

從趨利避害的角度不難理解，一些地方官員不愿披露對自己不利的信息。比如在此次的洪災中，曾有地方官員說“沒有人員傷亡”，但很快網帖稱有多人遇難，并且“洪水來了才有通知”。

2013年夏天，我采訪的另一起湖南礦難也是如此。當地政府宣稱死亡兩人，但是舉報人提供的死亡名單顯示不止于此。通過暗訪，我們證實了死亡人數瞞報的情況，還調查到，在事發五六小時之后，當地其實就早已掌握了“瞞下不報”的部分遇難者姓名。

作為報道者，我心里明白，如果沒有信息提供者，媒體很難發現謊言。這些信息在真相調查清楚之后，看來似乎證據確鑿，但早先，它常常是“野蠻生長”的：舉報者素不相識，有的表達不清，有的措辭激烈，有的真假難辨，很容易淹沒在各種各樣的網帖和舉報中，尤其是在災難發生時，和各種“不知用心的謠言”混雜在一起，被忽視被誤導的可能性很大，如何面對它們，考驗記者的專業素質和新聞態度。

有人一直有種擔心，災難發生時，救災是第一位的，要讓有關部門專心救災，啟動調查是增添“雜音”。但是，一方面，網絡時代人人都能發出聲音，媒體不報道，網友同樣會追問、議論，謠言也會趁機而入，與其放任自流，不如讓記者去調查核實；另一方面，回應民眾質疑，這早已成為現代救災工作的一部分，撲滅“心火”與撲滅災難的“明火”同樣重要。

一些時候，災難事故的原因是錯綜復雜的，記者在報道時更需要小心地求證。比如，在一次內河沉船事件中，眾多游客遇難。當地政府迅速給出的沉船原因之一是發生了龍卷風。這個匆忙得出的結論遭到了不少懷疑。我們輾轉找到調查組的一名成員，該成員告訴我們，其實調查組內部對天氣因素有兩種意見，一是龍卷風，二是下擊暴流，它們都是惡劣天氣，雖然公布的原因是前者，但內部也有人持不同意見，并發現了諸多證據。但是，這名成員認為事情沒有最終定論，不希望將“內部矛盾”公開到媒體上，“以免造成負面影響”。

幾個月之后，調查報告公布，果然，災難原因的天氣部分由“龍卷風”改為“下擊暴流”。一時間，網友猜測紛紛，甚至有人認為是臨時杜撰的。試想，倘若事件初期媒體就對龍卷風、下擊暴流的爭議有充分挖掘，讓民眾知道兩種觀點的理由，或許就能給民眾一個心理緩沖，減少陰謀論的土壤。這也是對科學精神的尊重。

從短期看，媒體對內部不同意見的披露似乎是節外生枝、“干擾”當地救災工作，但從長遠看來，在信息需要充分披露的背景下，內部不同意見值得讓更多人知道并加以考量。更深層次的意義是，它可以在眾聲喧嘩的網絡時代，培養公民如何面對不同意見，如何科學、客觀地認識及討論問題。

總而言之，面對災難，優秀媒體要做的，不單是準確、及時地傳達信息，還應該用實證的方式，在紛繁的“雜音”中理出線索，既要避免被謠言所誤導，又要審慎地求證可疑之處，從而最大限度地報道真相。并且，在信息公開工作的不斷互動中，形成這樣一種社會共識：信息越透明、越經得起推敲，民眾就越安心、越放心。（盧義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