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銷監護權僅是保護未成年人工作的一環，司法裁判的作用及其職能延伸都有邊界。撤銷監護權之后，未成年人接下來的成長值得關注。

5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12起因侵害未成年人權益被依法撤銷監護人資格的典型案例，其中既有監護人長期不履行監護義務，也有對被監護人實施虐待、傷害或者其他侵害行為而被撤銷監護人資格的典型案例。（《法制日報》6月1日）

《民法通則》為未成年人設置監護權，就是為了保護其合法權益。但是，如果監護權不被正確、合理行使，還會成為傷害未成年人的工具。最常見的就是有監護權的父母遺棄、虐待未成年人子女，所以法律同時還設置了監護權撤銷程序，避免監護權的雙刃劍效應。

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案例，可分成兩個類型：積極傷害型和消極漠視型。監護人虐待未成年人屬于積極傷害型，這種行為侵犯了未成年人的生命健康權；遺棄或不履行撫養義務則屬于消極漠視型，雖然沒有直接傷害未成年人的生命健康權，但是對其人格養成、心理健康的負面影響不容忽視。此外，監護人不負責任，還會影響未成年人的戶籍登記、接受教育、社會保障等多種權益，變更監護權有助于理順法律關系，保障未成年人的公民權益。

盡管撤銷監護權起到了保護未成年人的作用，但是也應清醒地看到其局限性。撤銷監護權僅是保護未成年人工作的一環，司法裁判的作用及其職能延伸都有邊界。撤銷監護權之后，未成年人接下來的成長值得關注。

被撤銷監護權的監護人，有些并沒有構成犯罪，尤其是那些怠于行使監護權的父母。撤銷這些這些監護人的監護資格，他們非但不感到痛苦，還會欣然接受，因為可以名正言順地不履行責任了。這些消極冷漠的父母很可能不在乎輿論評價或道德人倫，應該限制這些不負責任的父母部分民事權利，例如限制貸款、限制就業等。

指定基層社會組織或民政部門作為監護人之后，如何保障被監護的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缺乏具體明確的法律法規。近些年，多起社會救助機構虐待流浪兒童的事件，也讓社會對民政部門履行監護責任提出質疑與考驗。相較具有組織性、專業性、公益性的民政部門，劣勢明顯的基層社會組織擔任監護人更值得關注。如果未成年人無人愿意收養，基層社會組織履行監護責任的經費如何解決？被監護人的教育生活誰來具體負責？如果這兩個問題不能很好解決，基層社會組織的監護權履行效果令人擔憂。

誠如最高法研究室副巡視員馬東所說，真誠希望家庭、學校和社會切實履行保護未成年人的法律責任和社會責任，每一位公民都能增強兒童保護意識和法治意識。認識到撤銷監護權的局限性，才能清楚地看到保護未成年人是一項綜合性工程。撤銷監護權的典型案例，是折射現實的鏡子，全社會都要接住撤銷監護權裁判后的下一棒，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營造良好環境。（劉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