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抱石與郭沫若

郭沫若對屈原的研究或許可以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1933年，在日本留學的傅抱石與流亡日本的郭沫若相識，并成為摯友。二人除了探討書畫史論以外，文學也是重要的共同語言，其中屈原及其作品，更是二人興趣的焦點。

全面抗戰爆發后，二人輾轉至重慶，1942年，郭沫若以創作話劇《屈原》激勵抗戰，鼓舞群眾。這部大型歷史劇是由1942年1月2日開始創作，至11日正式完稿，只用了10天。

完成后約三個月，即1942年4月3日由中華劇藝社負責，在重慶市中心的國泰戲院公演。該劇將屈原描繪成一位敢于抗爭強暴入侵者的英雄，一個敢于用死來維護尊嚴的勇士。《屈原》的公開演出，令眾多的愛國青年熱血沸騰，深受鼓舞。更是激起了傅抱石的強烈共鳴。他當時也以繪畫的形式，共同喚醒國民的抗戰情緒與民族精神。

同樣在1942年，傅抱石的壬午畫展在重慶舉行。這次畫展對于傅抱石而言意義非常，其總計展出畫作百余幅，其中大量與屈原和《楚辭》相關，同樣也是緊扣時代的文化宣傳。在傅抱石的創作過程中，郭沬若的《離騷今言譯》和其它著述成為傅抱石塑造屈原形象的借鑒，自此之后，屈原形象及其辭賦意境開始成為傅抱石藝術創作中的重要題材。

如果說，抗戰時期是郭沫若與傅抱石二人創作屈原題材的第一個高峰期，那么，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會為紀念中國愛國詩人屈原、波蘭天文學家尼古勞斯·哥白尼、法國作家弗朗索瓦·拉伯雷斯、古巴作家何塞·馬蒂四位文化名人，決定在莫斯科舉行和平大會的消息，則讓傅抱石與郭沫若迎來對屈原研究和創作的第二個高峰。

1953年6月，郭沫若的《屈原賦今譯》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他在《九歌·解題》里寫道：“……第二種是歌者或祭者向女神求愛，如《云中君》《少司命》（這兩位都是女神）；第三種是男神向女神求愛，如《大司命》（大司命追求云中君）、《河伯》（河伯追求洛神）……”這種解讀，也讓原本為祭祀神靈時所唱的《九歌》，變為描述人世間的“神曲”。

“不論是時間上的先后關系，還是畫中具體描繪的內容，傅抱石無疑是以《屈原賦今譯》為藍本，創作了《九歌圖冊》及兩幅同名的《云中君和大司命》。”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杭春曉認為。這也就是說，傅抱石有關“云中君和大司命”主題的幾幅美術作品均與郭沫若對于屈原及其《九歌》的研究與創作有著直接關系。

1954年2月14日，傅抱石在致郭沫若的一封信中曾說：“數月來除研究工作之外，創作方面為《九歌》之經營，系以我公譯文（《屈原賦今譯》）為主，從形象表現，唯公譯最好設計構圖，已完成七幅”。

當然，再創作的表現形式，讓作者有了更充足的想象空間。比如在此之前的云中君，在諸多研究和創作中，都將其考證、表現為男性，如宋佚名《九歌圖》、元張渥《九歌圖》，而郭沫若則將其考為女性。這樣的考證結果，令熟知歷史的傅抱石非常糾結，不過，他還是最終選擇《屈原賦今譯》：“約自去冬起，遇暇即執筆為之，全部形象均以《今譯》為依歸，中間亦曾多次遇到困難（如大少《司命》、《云中君》、《國殤》等章），揆之舊圖，出入實多。拙作除《東皇太乙》外，均作年輕人形象，蓋幾經揣摩尊譯精神，未審當否耳？”他在1954年10月23日給郭沫若的一封長信中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