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傳統中國文人而言，屈原是永恒的話題。其精神特質、內心矛盾、乃至最終命運和歸宿的可能，都使屈原成為后世士大夫人格的榜樣。歷代以來，藝術家以屈原及其文學內容而創作也成為中國繪畫史上一個有趣的“母題”。對于著名畫家傅抱石而言，尤為如此。

《云中君和大司命》鏡心設色紙本1954年傅抱石作

永恒的屈原

傅抱石一生鐘情于屈原，為人所共知。其17歲時，課余幫人刻章賺錢貼補家用，易名為“抱石”，自號“抱石齋主人”，也有其名取自“屈子抱石投汩羅”之意的說法。

1935年5月，“傅抱石金石書畫展”在日本東京銀座松坂屋舉行，其中三枚印章的內容是取自屈原的詩句。其中一淺紅芙蓉石白文印，其印文為“清斯濯纓，濁斯濯足”，邊款上刻有屈原《漁父》全文，共210字；另一豆綠青田石白文印，印文是“陽春白雪”，邊款刻有《楚辭·宋玉對楚王問》全文，共246字；還有一枚雞血石白文印，印面僅有3×4厘米，刻“采芳洲兮杜若”句，其三面刻屈原《離騷》全文，加上序、跋，共計2765字。這三枚印章，從側面印證了傅抱石對屈原作品的鐘愛與迷戀。

其實，對于傳統中國文人而言，屈原是一個永恒的話題，其精神特質、內心矛盾、乃至最終命運和歸宿的可能，都使屈原成為后世士大夫人格的榜樣。歷代以來，藝術家為屈原以及其文學創作中的人物為內容創作，也成為中國繪畫史上一個有趣的“母題”。

從最早的南朝宋史藝所繪的《屈原漁夫圖》到傳為張僧繇所繪的《屈原像》，直至元代張渥繪有《屈原》、明代朱約佶的《屈原》，陳洪綬的《屈子行吟圖》；直至清代張若靄《屈子行吟圖》，顧洛《屈原》，任熊《紉蘭擷佩楚展騷》等作品，在中國繪畫史上，以屈原為主題的畫作數量不少。

20世紀初，中國人民所面臨的民族危機加劇，傅抱石創作多幅《屈原像》，顯示他對屈原的敬重。目前可統計的是，南京博物院藏有兩幀作于20世紀40年代的《屈原像》；傅家也曾藏有一幀1953所作的《屈原行吟圖》；20世紀50年代的另一作品則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還有幾件為私人收藏。

在創作中，傅抱石多幅屈原像以“屈子澤畔行吟”為表現內容。這也是源于歷來傳承的《楚辭·漁父》中的文學典故：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于斯？”

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漁父曰：“圣人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身于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傅抱石的屈原像所描繪者皆為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但屈子行吟的重點不在于描寫屈原的幽怨和落魄，而在于通過屈原與漁父的對話，表明屈原的精神與志趣。

屈原忠君愛國，雖遭流放，還是眷懷故國。從時間而言，傅抱石從中學時就對屈原的文學內容著迷，留日期間，又接觸郭沫若關于屈原研究的著述。而在傅抱石留學期間，其老師橫山大觀《屈原圖》的創作，也激發了傅抱石對屈原人格以及悲劇精神的感動。

更加需要強調的是，1942年，五幕悲劇《屈原》上演，令傅抱石更加認識了郭沫若的文學創作力量，也誘發了傅抱石的創作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