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資本的感慨，顯然不是空穴來風，也不是無中生有。數據顯示，1-4月份，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增速由去年底的10%略升至10.5%，其中，政府投資由去年底的9.5%猛增至20.6%，民間投資卻由10.1%“腰斬”至5.2%。民間投資出現這樣的現象，顯然從PPP項目的執行中也可窺見一二。至少，在地方政府層面，還沒有真正形成對民間投資和民間資本的重視，沒有把民間資本放在與國有資本同等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央出臺了很多鼓勵和促進民間投資的政策措施，甚至將任務分解到了相關的政府職能部門。但是，從實際情況來看，效果并不明顯。民間資本不僅沒有積極參與到穩增長中來，反而在某些領域、某些方面給穩增長增加了阻力。如地下金融、各種炒作、非法集資等。而這種現象的出現，顯然責任不全在民間資本，還有發展環境。

殊不知，民間資本既生命力極強，又生命力極其脆弱。生命力強是因為在任何環境下，民間資本都能找到發揮作用的空間，都能找到投資的平臺。上世紀80年代的發展環境那么惡劣，以溫州民資為首的民間資本，還是能夠殺出一條血路，并最終取得成功。可見，民間資本的生命力有多強。反之，在政府和國有資本面前，民間資本的生命力又顯得那樣的脆弱，那樣的不堪一擊。很多領域，很多方面，民間資本都只能扮演配角，甚至連配角也扮演不上。

我們說，PPP項目是政府與社會資本的合作。社會資本當然包括國有資本和民間資本，但從國外的經驗來看，PPP項目所以得到重視，最根本的還是與私人資本、亦即民間資本的合作，把沒有出路的民間資本作用發揮出來。自然，在推出PPP項目時，也應當首先考慮民間資本，先鼓勵民間資本的參與，而不是國有資本。如果國有資本參與過多，就整個國家來說，等于還是政府投資，最終的風險，都必須由政府來埋單。相反，民間資本就不一樣了，利潤和風險是同在的，享受多高的利潤，就要承擔多大的風險。而政府，只要對民間資本在投資過程中的行為予以監管。

而從民營企業反映的情況以及地方政府的實際操作來看，在PPP項目的實施方面，確實存在比較嚴重的“重國資輕民資”現象。

一方面，同樣的回報率，國有資本能夠做的，民間資本卻做不了。原因在于，國有資本不僅獲得的融資成本低，而且不需要過多考慮盈利問題，自然，在與民間資本的競爭中，就處于優勢地位了；另一方面，政府為了回避道德風險、政治風險、輿論風險，也更傾向于與國有資本合作，對與民間資本合作的熱情不是很高。加上現在政府能夠拿出的項目，大多都回報率不高、資金投入量巨大、回收周期很長，對民間資本的吸引力也非常有限。

一極是大量資金沒有出路，以至于不惜通過違反財經法規、違反職業道德、違反市場規律、擾亂市場秩序地進行投資和投機；另一極卻是政府推出了大批項目，卻找不到合作的對象，最終只能依靠國有資本“自吃自”，違反了PPP項目的本意。如此一來，民間資本的作用也就大大受限。

總結改革開放30多年、特別是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經濟發展的經驗與教訓，沒有民間資本參與的發展，是很難有真正的生命力的，是難具抗風險能力的。近年來經濟連續處于下行狀態，且沒有明顯改觀的跡象，說到底，就是民間資本的作用沒有發揮出來，民間投資者都在等待觀望或轉移資本、轉移投資視線，從而使實體經濟空心化、空虛化、空殼化。其所帶來的影響，就是經濟的抗風險能力越來越差，自我造血功能越來越差。

所以，在PPP問題上，地方政府決不能再“傷”民間資本的心了。給民間資本一個信心、一份放心，不僅對經濟發展有好處，對政府提高威信和凝聚力也有好處。PPP項目的參與者，應當主要是民間資本，而不是國有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