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經濟轉型服務的外交轉型

目前國際關系學術界討論的一個焦點問題是中國外交轉型的必要性和如何轉型。為了塑造適合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世界秩序，中國外交政策如何改革或者轉型？

每當中國外交面對世界秩序問題，中國外交政策就面臨轉型。1949年，中國外交政策的世界秩序問題就是不加入美國“陣營”，而是“一邊倒”進入蘇聯“陣營”，并“另起爐灶”建立中國外交的原則和制度。20世紀70年代初，在冷戰中封閉和孤立的中國，定位自己為“第三世界”的一部分，隨后為了抵抗蘇聯的戰略壓力而與美國事實上戰略和解與合作。從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初，中國外交政策就是加入一個規則為基礎的世界秩序，通過這一加入保證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良好國際和平環境”。

如今，中國外交轉型的最根本目的應該是為了中國經濟的轉型。“十三五”規劃綱要已經確定了中國經濟的結構性轉型，而經濟的結構性轉型勢必需要一個新的世界秩序，即全球的結構性轉型及其各國之間結構性轉型方面的合作。2016年在中國上海和美國首都華盛頓分別舉行的兩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中國的領導下，中國力推的結構性國內經濟改革議程不僅得到了廣泛的全球關注，而且要求各國國內結構性改革的國際合作與協調，即構建結構性改革的重點領域和指導原則，建立結構性改革進展評估的指標體系。這是G20歷史上的第一次，顯示了中國對世界經濟秩序的塑造。

從這個角度，我認為中國外交政策的轉型任務如下：

1. 繼續在諸如APEC和G20等地區性和全球性的世界經濟論壇發揮中國的國際領導作用。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一度“不帶頭”。不過，那是特定時期的特定做法，并不意味著在21世紀中國在國際上就不發揮領導作用。一個國家的國際領導作用是這個國家在有關國際機構中的權力和責任規定的。2014年中國輪值APEC和2016年中國輪值G20主席，就是擔當國際領導責任。在國際論壇中的主席國地位是發揮國際領導作用的機會。塑造世界秩序就是擔當國際領導。

2. 將中國定位為現有世界秩序內的改革者。以改革者確立中國的全球規范者的地位，要求現有國際機構改革并致力于改革到位，使中國等“新興國家”在現有世界秩序中充分發揮作用。世界秩序的改革也是中國的國際平臺，更是中國的國際高地。歐盟和其成員國一直以國際規范制定者自居，即占據世界秩序高地。中國也要進一步完善和發展自身為全球的國際規則和國際規范的制定者。

3. 把包容性的多邊主義作為目的，而不僅是工具。在實踐上，如同其他大國，要重視“小邊主義”。七國集團和金磚合作都是小邊主義的例子。需要注意的是，小邊主義不應是目的，而只能視其為達到包容性多邊主義的根據。中國必須做多邊主義的支柱。

4. 在亞投行取得良好開端的情況下，借鑒亞投行的經驗，將“一帶一路”多邊化，使其成為一個具有生產和再生產世界秩序的全球經濟伙伴計劃。

5. 推動中國參加的地區綜合經濟伙伴計劃（RCEP）與TPP競爭，甚至超越TPP，形成足以匹敵TPP的地區經濟伙伴關系。與TPP不同，RCEP反而要去地緣政治，成為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力。

6. 與美國和歐洲等展開關于世界秩序的對話與協調，最低外交目標是避免在世界秩序問題上爆發更加嚴重的中美沖突，最高外交目標是實現中美在生產和再生產世界秩序上的長期合作。

中國下一步的經濟增長，在國際上需要有相應的、足夠的、持續的、穩定的世界秩序配合。中國可以主動地區塑造這樣一種世界秩序。這不僅是為了中國經濟，而且為下一步全球經濟的增長做出貢獻。復旦大學張軍教授可能是第一個提出如下問題的經濟學家：“在現有貿易規則等國際秩序框架內，中國能不能保持GDP快速增長，抑或美國主導的秩序能不能適應中國經濟的繼續崛起？他認為，“真正決定中國經濟前景的根本性因素是世界秩序”。“中國要在現有全球體系下爭取與自身經濟實力相匹配的地位，挑戰巨大、困難重重”。“中國政府正嘗試按照自己的規則重塑世界秩序，特別是建立新的貨幣與貿易體系。”因為，“站在中國的視角來看，現有全球體系很難保證中國國內經濟取得持續增長——這樣的挑戰是日本和其他東亞經濟體崛起時都未曾遭遇的。在歷史上，唯一面臨過、并平穩解決這個問題的國家是美國。二戰之前，英國主導的世界秩序接納適應了美國的崛起，后者以和平過渡的方式取代英國成為了世界經濟和金融頭號強國。”

從經濟學的角度，人們有必要研究新的世界秩序帶給全球經濟的收益。世界秩序是各國妥協、協調、平衡的場所，是集體行動，是公共產品。

中國是否有意愿、戰略、能力提出能得到大多數國家贊同的對現有世界秩序的改造方案？中國是否有意愿、戰略和能力建設不同于現有的但又與現有的不沖突的世界秩序？

塑造一種新的世界秩序并不意味著要與美國展開不斷升級的“國際秩序之爭”，甚至爆發中美關于國際秩序的沖突。因為一旦爆發了中美之間的國際秩序沖突，只能使目前的中國經濟運行的世界秩序環境惡化，甚至是逆轉性的、顛覆性的惡化。任何大的中美沖突將導致中國經濟增長的不可持續性，甚至中斷，且導致全球經濟因為缺少秩序而發生斷裂和倒退。

中國外交在過去近40年的中心任務不是為了避免戰爭，而是為了國內改革與發展有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從世界秩序的角度考慮，未來幾年，尤其是“十三五”時期，這一任務仍然沒有變，即中國外交要以塑造世界秩序為目標轉變甚至轉型。這是一個相當的高度，具有相當的難度。

自從2009年，尤其是2013年以來，在國際上，中國更加全面參與現有全球治理，甚至提出了構建、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宏大使命和艱巨任務。全球治理是為了開放的包容的可持續的可準入的世界秩序，沒有這樣的世界秩序，分處各國的人類代代追求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包括休戚與共、互聯互通的世界經濟則因為缺少合理、公正、有效的世界秩序保障而難以增長，甚至衰退。（記者陳鵬、吳春燕整理）

龐中英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曾任中山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首任院長。畢業于北京大學，獲國際政治專業博士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