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

比抑郁癥更可怕的，是久治不愈帶來的絕望

護士王麗莉的每一個大夜班，都特別漫長。

安定醫院抑郁中心的病房設施，與普通病房相似。只是在重癥觀察室，病床兩邊都安裝了“約束腕帶”。當病人有沖動、外跑、自傷等行為時，需要把他們“約束”在床上，等情緒平穩了再打開。

另外一點不同，是病房的門都沒有鎖，患者全部開著門入睡。護士每半個小時巡一次房，他們要看到每個病人的臉，檢查睡眠狀態。

夜間，有的患者躺在床上睜著眼睛沒有睡；有的凌晨一兩點鐘就醒了，只能望著夜等待天亮，或者在走廊里走來走去。

多數抑郁癥患者受失眠折磨，護士必須掌握患者睡眠情況，第二天匯報給醫生。

在沒有敞開心扉之前，抑郁癥患者的心里是個神秘的世界。護士長李金紅介紹，對重癥抑郁癥的護理比其他患者更難。有的患者一心想要自殺，趁護士忙的時候，可能藏藥、吞牙刷、把病服脫下來掛在洗手間的橫梁上尋死，有時候挺可怕的。

為了防止病人自傷，帶入病房的物品都經過嚴密的檢查。每天早晚，護士站通過廣播呼叫病人吃藥。一名護士給藥，一名護士查看。因為有的病人經常會做出喝水、仰頭的動作，實際上把藥夾在指縫，粘在牙床上。

劉月第一次自殺，主要原因不是抑郁，而是久治不愈帶來的絕望。

“當時因為第一次搞對象分手，我什么都干不了，不說話一直哭。家人以為我是‘撞’到什么，帶我到處去看都沒好。后來我想反正也看不好了，不想再讓爸爸媽媽跟著難受。”

近幾年，抑郁癥因名人患病和患者自殺新聞而受到關注。來看病的患者和家屬也帶著絕望的情緒，張玲每天反復回答一個問題：醫生，我還能好么？

抑郁帶來痛苦，但人們更怕深埋在傳統價值觀里的偏見。患上精神疾病就等同于“瘋子”，是一張永遠也摘不掉的羞恥標簽。

“抑郁癥這么一個能治愈的病，卻背著沉重的社會負擔”，王剛深感無奈地說，人們知道15%的患者最終走向自殺的結局，這里面有多少人接受過有效治療，而另一條重要信息被忽視了，近80%入院治療的患者可以治愈，20%的患者接受治療后再沒有復發。

癥結

來自生活環境的誘因，成為抑郁癥復發解不開的結

每天，都有治愈的患者出院。對新來的病人來說，她們是自己恢復的希望。但是擺在前者面前的是另一個問題，出去以后怎么辦？

程玲玲治療過2次，她母親知道自己對女兒管教太嚴不利康復，但是50多歲的人改變性格談何容易；“郁友”們也擔心劉月，7次患病都是因為感情問題，只有29歲的她，以后還要面對感情；還有因高考升學壓力導致患病的中學老師，出院后還會回到原來的崗位上……

這些來自生活環境的抑郁誘因，像一個解不開的結。想要趕走抑郁不復發，她們還需要面對一個考驗——把人生觀推倒重來。

在醫院，醫生能夠幫助患者消除臨床癥狀。但是出院后在每天的生活里，則需要自己強大的內心去消化挫折，調節情緒。這對抑郁癥患者來說更加困難，為了避免復發，除了藥物維持治療，這個過程需要心理醫生的幫助。

王凡和父親都看過心理醫生，“我覺得他根本沒有聽我說話，一直在強行灌輸自己的價值觀。”

程玲玲也覺得心理治療“沒什么用”。

實際上，因為精神疾病不像治療血糖、血壓，沒有一套直接體現病情的指針和數據。在治療中醫生的經驗就顯得特別重要。

由于心理醫生的前期培養投入高，導致好的心理醫生數量特別少。醫院的號源少，私人診所收費有的達到每小時1000元。而根據心理治療的特點，患者必須持續、長期的治療才會有效果，在經濟、時間兩個方面都很難實現。有的患者有條件治療，但是沒有遇到談得來的心理醫生，或者一次治療見不到效果，就否定了心理治療的作用。

“現在已經有了大量有效的藥物和治療手段，只要配合治療，大部分患者會在8到12周的時間里情緒恢復正常。”王剛介紹，好轉的患者再接受9個月的維持治療，病情穩定后逐漸減藥、停藥，最后可以像正常人一樣生活。

像正常人一樣生活，盡管在醫學上認為完全可能，實際治療中卻很少能實現。張玲介紹，有的病人怕產生藥物依賴，情況好轉就私自停藥了，導致病情急速復發；有的病人病情嚴重時想住院治療，住進醫院剛剛好轉就要回家，再次被外界環境刺激加重抑郁。

“我們只能盡自己的能力去幫助他們”，張玲每天要處理多個患者的出院請求，讓她遺憾的是，因為對疾病的不了解和對醫院的不信任，很多患者沒有接受完整的治療就出院，然后很快又被家人送回來了。

十幾年前，臨床醫學畢業的張玲有很多選擇，吸引她留下來成為一名精神科醫生的，也正是這些病人。“有十幾年(病史)的病人當時還在上學，現在已經是成年人和成功者，人生沒有被抑郁毀掉。和患者一起戰勝了抑郁，這可能是我們最大的快樂。”

(應求訪者要求，文中抑郁癥患者和部分醫護人員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