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上午，中紀委官網發布消息稱，2015年10名中管干部被“斷崖式降級”。在公告中，中紀委公布了處分的依據：“在紀律審查工作中，針對被審查人的具體情況，綜合考慮其違紀行為性質和情節、造成的后果和影響、認錯悔錯態度，及配合組織審查、退繳違紀所得等情況，依紀依規給予10名中管干部黨紀重處分，并作出重大職務調整。”

在年關逼近的節點上，批量公布對10名省部級高官的“斷崖”式處理，還通報了他們的違紀事由、解釋了他們被一降多級的規紀依據……中紀委此舉，無疑延續了其“出其不意”的反腐執紀風格。而不為所謂尊者諱的通報和“批量化呈現”的通報方式，既讓此前某些處在“據傳”“疑似”之列的相關信息，得到了權威定音，也集中顯現了執紀問責從嚴的震懾力。

但如果將此次通報的亮點，歸結為10名高官的“同框”，顯然過于簡單。這10名高管去年都因嚴重違紀遭遇“斷崖式降級”，其實更彰顯了某種寓于制度化邏輯中的趨勢，即這種處分方式的適用面在變寬：它早已不是停留在淺表層的零星摸索，而正變得常態化和規范化。

說規范化，是因這把尺子應用標準漸顯明晰。實質上，自2014年7月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市委原書記張田欣被降為副處級非領導職務以來，“斷崖式降級”就走進了公眾視野。這一介于普通降級和追究司法責任之間的問責方式，該沿襲怎樣的標準，也引人關注。此次中紀委對10名相關干部違紀具體情節、處分依據公開，則能讓人在可堪比照的案例中看到，它是有著顯性規律和通盤考量的，會綜合考慮干部具體違紀情節、性質和程度等，會有精細甄別。

說常態化，則是因為這種紀律處分的使用頻率在提高。降級是《領導干部任免條例》等黨紀法規規定的處分類型之一，但十八大之前不常用，偶爾有降級，降幅基本不超過3級。但眼下，斷崖式降級對于那些處在錯與罪回旋地帶、違紀嚴重但又不至于動用司法程序的官員而言，已成常用處分手段。像這次，其涵蓋的違紀情形挺多，被通報高位降級的干部有走“夫人路線”弄虛作假的，有胡亂上馬項目的，有在用人方面徇私舞弊的。從人數上看，光2015年被斷崖式降級的省或自治區的政協副主席，就有許愛民、韓志然、劉禮組、孫清云等數人。

“疾病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而斷崖式降級，無疑契合嚴管厚愛、治病救人之需。王岐山曾提出執紀監督“四種形態”的說法，強調要“及時提醒、不能把小問題拖成大問題”。而執紀抓“早”抓“小”和“斷崖式降級”的常態化，都有助于避免養小癰成大患。

當然就眼下看，要讓“降級”乃至“斷崖式降級”和以此為路徑的干部“能下”制度更普遍地落地，也需地方相關部門跟上中紀委執紀的力度步伐。目前已有些地方對省管、市管干部采取“一降多級”措施，但這仍不多見。而按照中紀委去年3月的表述，紀檢干部“發現違紀就要及時處理，該處分的予以處分，該降級的予以降級，這應成為紀律檢查工作的重頭，而立案審查、移交司法則應是少數”，地方層面在這方面，顯然還須更多嘗試、邁步，將降級作為既具威力又常用的執紀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