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因妊娠在北醫三院住院的中科院女博士楊某在醫院死亡。因為三份官方聲明的出現，此事迅速在網上發酵。先是死者單位中科院理化所發函，請求醫院給出真實、完整的調查結論；緊接著，北醫三院回應事件經過，指出死者家屬打砸物品，追打醫務人員；16日，中國醫師協會發布聲明力挺院方，質疑中科院理化所發聲明的程序合理性。而死者丈夫則發文否認網帖“指控”的聚眾鬧事和巨額索賠。

高知孕婦不幸去世，還是一尸兩命，讓人痛惜。這起悲劇，被導向醫療糾紛，個中或許有些“結”待解，遺憾的是，如今此結未解，反而有朝著鬧劇衍化的態勢：多方公文的摻和，將問題解決路徑導向了比嗓門大、比背景深，而非“向真相要是非”。

回溯起來，涉事醫患雙方起初的矛盾焦點并不復雜：一者，院方對死者死因的醫學解釋合不合理；二者，此前院方是否存在死者病歷信息缺失、不告知家屬其死因等情況；三者，當事家屬在與院方溝通時有無“打砸物品，追打醫務人員”，又是否牽涉請職業醫鬧……盡管目前雙方各執一詞，但在有現場監控與警方出警記錄的情況下，這不難廓清。

就在真相未明的節點上，兩個“國字頭”機構以娘家姿態先后發聲，讓這起醫患糾紛變得復雜化：兩方有公章加持的公文聲明中，都帶有明顯的護犢底色，這讓原本挺尋常的個案紛爭超出了簡單的真相之爭，摻入了更多的“機構（或協會）撐腰”的成分。原本二者間并無民事法律關系，可因其在各自領域的公信聲望，其公文對陣難免被視作跨行業界別的“掰手腕”。在網上，有些網友就將其解讀為“國家頂級研究機構和衛生部直屬國家一級行業組織隔空對撕”，而相關輿論也在基于身份立場的站隊潮中陷入撕裂。

這顯然無益于事件的合理解決。對于中科院理化所而言，科研骨干遽然去世，表達痛惜本無可厚非，其公函也跟“以權壓人”型的紅頭文件式公函有本質差別，但不通過工會等組織出面協調幫助員工，而是直接發函，難免給人外力干預的想象；同樣的，中國醫師協會傾向明顯的“力挺”，也給人“立場先行”的質疑。作為“高知”的專業機構或協會，不表現出專業力量，將問題納入法治軌道中，或促使各方達成更有效的溝通，而是搞站隊式表態和官方意志角力，這又豈能不令人嘆息？

實質上，國務院2002年頒布的《醫療事故處理條例》中，已明確了幾種解決醫療糾紛的方式，如行政處理、醫患協商和司法訴訟。拿此事而言，對于院方有無過失，爭議雙方完全可以請醫患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或相關主管部門介入調查；而對于當事家屬有無鬧事行為，院方無妨報警維權，若其屬實，會受到“醫鬧入刑”等法規規制。

可而今，這起事件由普通醫療糾紛上升為幾個機構至不同職業群體間的站隊角力，這說明了傳統醫療糾紛處理路徑的跑偏。正是這種跑偏，讓很多人陷入公平焦慮：覺得遇到醫療糾紛，就得找關系、拼背景，而不是看事實、找真相。某種程度上，那些摻和者都起到了“醫鬧”作用，把問題拉離法治軌道。

說到底，化解醫療糾紛，法治是正途，“公文助戰”只能是歧路。而這起多家或頂級或權威的機構參與的事件，則是個標志性案例，揭示出“背景”“勢力”等因素對醫療糾紛法治化解決的扭曲，而要規避這種扭曲，還需重申起碼的原則：讓法律的回到法律，別讓公文壓倒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