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冬天，北京及華北地區遭遇嚴重霧霾，霧霾一度擴大至66萬平方公里。這是一個什么概念呢？北京市總面積約1.64萬平方公里，照這樣計算，此輪霧霾的面積相當于40個北京這么大。我注意到，這一次還出現了一個新詞“重霾”。重霾是指空氣相對濕度小于等于80%，能見度小于2公里。這個新詞，表明霧霾的影響程度和范圍在加重，在擴大。其中，鶴壁、菏澤、焦作、北京等34個城市為重度污染。

從空氣重污染成因分析，受厄爾尼諾現象影響，2015年11月份以來，北京及周邊地區的風速平均約為1.9米/秒，較往年同期偏少5%；空氣相對濕度上升，較往年同期高21%；逆溫層偏低，最低在200米左右，遠遠低于正常1000～1500米的高度，擠壓大氣擴散條件變差。當然，也不排除人為因素，比如冬季取暖大量原煤散燒，機動車和工業污染物過度排放。這些情況綜合在一起，導致空氣重污染的頻次和天數明顯增多。

我記得，在中央關于制定“十三五”規劃的建議提出，實行省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制度。具體的設想是，省級環保部門直接管理市（地）縣的監測監察機構，增強環境執法的統一性、權威性和有效性。我認為，這個制度要立即試點，全面推開。霧霾之下跨省、跨市治理極具緊迫性，不能再拖了。

扭轉空氣重污染更加惡化的局面，提高環境質量，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突出短板。10年前，我在山西、內蒙古等地調研時就提出，屬地化管理的環境執法模式，完全不適應統籌解決跨區域、跨流域環境問題的迫切要求。一些地方重發展輕環保，環境監測監察就像是地方政府的一把劍，需要的時候就拿出來砍砍，不需要的時候就收在倉庫里。還有企業家反映說，有些地方重復執法、多頭執法，以環保為名目加重了企業負擔。

開啟最嚴格環境執法制度，打破地方保護主義，清理各種五花八門的“土政策”，是中央下決心改善環境的一個重大信號。這一制度安排既是順應十八大以來整體改革思路，也是實現民生發展目標的必然要求。我擔憂的是，在地方政府經濟增長沖動的驅使下，如果不從頂層設計上實行垂直管理制度，環境執法難問題就是個死局。正因為如此，環境保護部部長陳吉寧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要深刻認識完成生態環境保護任務的緊迫性和艱巨性。

當然，再完美的頂層設計也有待實踐檢驗，從法律與制度上認真做好操作層面的具體設計。我相信，在改革的大棋盤里，基層環境執法雖然充滿挑戰，但同時值得期待，有很大的探索空間，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的路子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