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年來規模最大的浙商招聘活動日前在上海舉行，公務員加盟浙商的人數有增無減。某招聘網站最新公布的一份今年人才流動分析報告顯示：政府/公共事業/非盈利機構行業的白領跨行業跳槽人數，比去年同期上漲34%，開啟了新一波公務員“跳槽熱”。（11月22日《新聞晨報》）

近幾年每到招聘季，都有類似的公務員“跳槽熱”的說法傳出。這一方面反映出在當下的就業環境中，公務員還遠未回歸到一個正常的職業地位，社會對之的流動仍保持著非一般職業可比的關注度；另一方面，或也是因為公務員的辭職包括正常流動，一直以來都缺乏較為權威和透明的統計數據，所以各種“說法”都容易被捕風捉影，成為一個話題。

事實上，從個別地方已經公布的數據來看，公務員流動或許遠未達到“跳槽熱”和“離職熱”的程度。以深圳為例，據媒體報道，2014年深圳共有278人離開公務員隊伍，2013年，這一數據為247人。雖然人數比上年有所增加，但相對于數萬人的現有公務員隊伍，這一比例仍顯較低。而與此對應的統計顯示，2013年企業員工平均離職率為16.3％。對比之下，公務員的離職顯然難以稱得上“熱”，更無法稱之為群體性的“潮流”。

但公務員“離職潮”話題卻又是客觀存在的。從一開始“擔憂”可能出現，到現在似乎已上升為一種大眾印象，至少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八項規定執行和反腐背景下，確實出現了一些公務員離職現象甚至不乏級別較高者，無形中放大了公眾對于公務員辭職規模的聯想；二是一些有限數據的披露，在一定程度上有誤導之嫌。如這次某招聘網站的數據，稱其中政府/公共事業/非盈利機構行業的白領跨行業跳槽人數比去年同期上漲34%——上漲34%，初一看確實非同小可，但由于無具體數據說明，比如上一年到底有少人跳槽了不明，就無法給出足夠科學和清晰的判斷。畢竟，辭職的人數越少，其上升的幅度就可能越大，但總量上看卻不足為慮。

不可否認，近年來公務員辭職的新聞在輿論中所出現的頻率確實在提升，特別是一些級別較高官員的辭職引發了輿論的聚焦。但從職業流動性的角度，一定數量和比例的公務員流動未必不是好事，它或是公務員向正常職業轉變過程中的一種必然現象。這一變化的出現之所以引人關注，與其說是辭職的人太多，不如說是過去辭職的太少。所以，對一些正常的流動確實無必要進行過度解讀，也無需將之與公務員的“待遇偏低”等作合理關聯。

確保公務員隊伍的穩定，確有必要。但穩定并不意味著絕對的靜態和封閉。相反，隨著公務員權力約束機制和福利待遇的規范化，市場改革的推進，社會就業機會的增多，一定數量的公務員流動將愈來愈成為一種常態。在這樣一種社會背景和趨勢下，真正要加以重視的，其實是面對公務員職業流動的正常化，如何建立起一套相應的規范化的流動機制，在公共利益和個人價值實現之間達致良性的平衡。比如一些級別較高、崗位較特殊的官員的“跳槽”，顯然就不能僅僅是走一般的辭職程序了事，如何規范權力的“旋轉門”現象，不可忽視。

現行的相關法律和規定中雖未明確對公務員的離職作出公開要求，但鑒于公眾對這一現象的高關注度，和由于權威數據披露缺乏而產生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話題與輿論情緒，對公務員隊伍的流動狀況進行一定程度的公開，或有著現實的必要性。既有助于公眾更理性的看待公務員的流動和相關改革的效果，也能夠防止不明信息對于改革決策的干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