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聯合國安理會就中國、挪威公民遭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殺害發表媒體聲明，對“伊斯蘭國”的殘暴行徑予以最強烈譴責后，11月20日，聯合國安理會再次以15票贊成一致通過法國提案，促請有能力的會員國根據國際法，在敘利亞和伊拉克境內受“伊斯蘭國”控制的地方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打擊恐怖主義行徑。

安理會的媒體聲明和決議案，顯示了國際社會打擊恐怖主義的最新共識。但是，打擊恐怖主義不能滿足于只形成共識。巴黎恐襲、俄羅斯客機在埃及領空爆炸、馬里科麗笙酒店恐襲等一系列事件，不僅表明恐怖主義已上升為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威脅，還折射出了當前國際合作反恐的低效。這不是因為國際社會缺乏反恐的決心和能力，而是因為在反恐中，摻雜了過多的地緣政治計算和推行單一意識形態的沖動，其結果是民族、宗教差異被有意無意在擴大和利用，單邊干預暢行無阻，反恐被設置了多重標準，從而在客觀上為“惡之花”的發育培植了土壤。

比如，在中東北非劇變進程中，不經聯合國授權就進行軍事干預，卻忽視了共同體分崩離析，社會結構原子化的危險，為恐怖主義的發展留下了縫隙；在敘利亞事務上，出于地緣政治需要，有意無意擴大不同教派的傳統差異，將本有可能和平解決的內部分歧導向戰爭；在反恐行動上，打擊“基地”組織等是反恐，打擊“東伊運”等就會被百般審視。在這種情況下，國際反恐合作如何進行戰略資源的合理調配使用，如何將一次又一次的反恐共識從口頭落實到行動上來？

應對恐怖主義的挑戰，組建反恐統一戰線已勢在必行，而要做到這一點，國際政治需要經歷一次“脫敏”。首先，要厘清反恐與地緣政治博弈孰輕孰重的問題。事實證明，恐怖主義已經是與核擴散、違禁使用化武同等重大的全球治理風險，就其造成的人道主義現實災難看，甚至超過后兩者。相對于地緣政治博弈，反恐理應被置于全球治理的最優先事項，而不是使其成為謀取地緣利益的工具。

其次，反恐不能再沿用多重標準。無論是在西方視角里的中心地帶還是在邊緣地帶，無論政治體制、文化傳統存在多大差異，無論維持貿易差序、傳統秩序的“使命感”有多強，必須意識到生命沒有差序，恐怖主義不存在獨家解釋權。

再次，必須將恐怖主義與民族和宗教區別開來。沒有哪個民族、哪種宗教認同恐怖主義。如果將民族、宗教與恐怖主義捆綁到一起，視“文明的沖突”為歷史的宿命或必然，只能導致全球性的群體分裂，導致反恐難以為繼。可以說，組建全球反恐統一戰線，應對“伊斯蘭國”等恐怖主義的挑戰，最關鍵的在于傳統的全球秩序觀和博弈觀的調整更新，推進這方面的共識和行動，國際社會的反恐合作才能找到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