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

　　“我不看朋友圈，朋友圈里沒意思”

　　北青報：您在書中談到“現在的人通過網絡或電視關注新聞”，我們看到您已經有近半年時間沒有更新騰訊微博，您從什么渠道獲得新聞信息呢？

　　余華：網絡是一個很好的渠道，但網絡上的消息還是需要辨別一下的。原來我上網看新聞一看兩個小時，自從我有了智能手機，看網絡消息少了。雖然我有微信，但從來不看朋友圈，我的朋友圈比較沒意思，一次我在國外，想看看朋友圈對亞航失事的報道，結果朋友圈里都是分享吃喝玩樂的消息。

　　北青報：那您的朋友圈里都有誰？

　　余華：基本上能跟我交流的人也不會用朋友圈，朋友圈里的人都是看我在用微信的時候，問我能不能掃一下。掃過去一大幫人，沒意思。

　　北京青年報《青閱讀》對余華后續的專訪

　　在距《第七天》出版一年半之后，他終于回應了大眾對這本書的爭議，說：“如果去電商網站上看評論，會發現《第七天》好評如潮。相較于書評媒體或者評論家的觀點，這是最真實的評價。”

　　作家只是時代的書記員

　　“因為《第七天》的前面那部小說是《兄弟》，相隔了7年，這期間我做了太多的采訪。發現整個世界就像我一個人在說這本書似的，特別無聊，所以不想再說了，想聽聽別人怎么說。”面對《青閱讀》記者的提問，余華這樣解釋《第七天》出版后對媒體的避而不見。而這次出書之所以愿意面見媒體，他的回答頗令人摸不著頭腦：“因為（書里）這些文章都已經發表過了，對讀者來說可能是一本新的書，但對于評論家來說已經不是一本新書了，他們或多或少也看過里面的十分之一或者三十分之一。”

　　從上一部小說被詬病大量“移植”社會新聞，到今天以社會差距作為雜文集的題目，這當中顯示的是余華對社會現實的關注。在面對變化迅猛、復雜的社會現實之下，作家該做些什么呢？余華告訴記者他以前有對小說的一個比喻，“假如我們的社會是一個法庭的話，小說肯定不是原告、被告、律師或者法官，他就是那個書記員，誰都不會去關注他。但是當那個時代過去以后，書記員有關這個庭審記下的是什么，你看到的就是什么，他很真實。”

　　新作《我們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中，余華記錄下關于社會現實的種種感受和看法。青閱讀記者問他，用隨筆記錄這個時代的巨大差距，是不是比小說要容易？他回答說：“不存在容易或者難的問題，只不過就是方法問題。這個可能更加直接一點，另一個可能更加婉轉一些，就這樣的一個區別。”

　　國內沒有公正的書評媒體，更在意電商網站評論

　　在新書發布會上，余華多次盛贊外國媒體。先是講起歐洲記者啟發了他對《兄弟》的創作：“1995年我開始寫《兄弟》，后來沒寫下去。因為那個時候感覺到中國社會跟‘文革’時期相比已經變化很大，不知道怎么寫。2000年我接受外國媒體采訪，記者先問了我小時候的一些事，又問了當時中國的一些事，他覺得不敢相信（其中的變化）。”余華說從記者驚訝中他明白了應該開始寫了，“從他的驚訝的表情中我發現這個非常重要。”

　　繼而他又談到國外書評媒體的公正與獨立，“如果是《紐約時報》書評編輯把自己非常喜歡的一本書推薦給書評人，書評人發來一篇評論不好的文章，也要照樣刊發，不像是國內的報紙，這樣的事情經常發生：都是（作者）認識的人在寫。”

　　然而談到國內對《第七天》的批評時，余華說：“就算在背后有差評，開個研討會，當著面評論家還是會說你好話。”問及他對爭議的看法，他說自己會到電商網站上看讀者對書的評價，“當當、京東、亞馬遜三個網站，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四星以上，不像是媒體上說的那樣惡評。”他說這里的讀者是最真實的，“我都不認識他們。”

　　如果有一天讀者不再點贊，余華會失落嗎？面對青閱讀記者的提問，他回答說：“假如有一天讀者要拋棄我了，這不是我能控制的事。我的生活經驗是，凡是你自己控制不了的事，想都不要去想，本來就睡不好。努力去想如何（把作品）做好，是我能控制的事情。”余華說，為什么喜歡一個作家的書，或者因為什么原因拋棄他，讀者是不會來跟作家談理由的。“所以當那個讀者開始拋棄你的時候，就是你活該被拋棄的時候，這個是你根本就左右不了的形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