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目前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來看，僅僅淡化GDP增速還遠遠不夠，比下調GDP增長目標更為重要、更為緊迫的，應該是下調財政收入、特別是稅收增長目標。

　　據媒體報道，截至1月28日，在已召開了省級兩會的28個省份中，已有26個省份明確下調了2015年GDP增長目標。淡化GDP增速、強調改革創新和改善民生也成為地方兩會的“新常態”。

　　在經濟面臨下行和轉型雙重壓力、這些年來一直作為支柱產業的房地產業又難以繼續支撐的大背景下，下調GDP增長目標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否則，要么是完成不了，要么就數據摻假，要么再大拆大建。與其套上沒有價值、沒有意義的“緊箍咒”，不如放下身段，將GDP增長目標下調。

　　現在的問題是，下調GDP增長目標似乎已經形成共識，也可能成為今后地方工作轉型的一種新思維、新常態。但是，從目前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來看，僅僅淡化GDP增速，可能還遠遠不夠，比下調GDP增長目標更為重要、更為緊迫的，應該是下調財政收入、特別是稅收增長目標。

　　眾所周知，從1994年實行分稅制到現在，財政收入連續二十多年保持了兩位數增長。即便2009年和2013年的稅收增長速度跌破了兩位數，也沒有影響財政收入的兩位數增長，其他方面的收入彌補了稅收收入的不足。正因為如此，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在不斷提高。如果加上各種預算外收入和不規范收入，納稅人的負擔率也會更高。

　　2014年，雖然受宏觀經濟環境的影響，財政收入增幅可能會在分稅制以后首次跌破兩位數，但是，按照有關方面提供的數據，2014年全國稅務部門組織的稅收收入仍高達103768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8.8%，高于同期GDP增幅1.4個百分點。在企業效益普遍不佳的情況下，稅收收入仍然能夠高于GDP一個多百分點，就不能不讓人擔心，有沒有收過頭稅，有沒有寅吃卯糧現象呢?在需要和可能發生矛盾的情況下，地方會不會為了需要而盲目制定財政收入、特別是稅收收入增長目標，形成逆向調節、逆向改變財政與經濟的關系呢?

　　事實也是如此，在經濟結構不太合理、經濟增長方式也比較落后、制造業以低端制造為主、企業效益普遍一般的情況下，財政收入持續二十多年保持兩位數增長、增幅則達到GDP兩倍，確實是不太正常的。如果說分稅制改革的初期，還存在各種欠稅、各種藏富于民的現象的話，后來的增長，很大程度上也陷入了政績的泥潭，形成了只能上不能下、只能高不能低的格局。最終結果，不僅造成居民收入增長乏力，增長質量不高，更帶來企業可持續發展能力降低。更重要的，日益加重的負擔，讓多數實體企業、特別是制造企業陷入難以正常運轉的狀態，資本不得不大量撤離實體產業。切不要以為資本撤離實體產業都是房地產等虛擬經濟的影響，實體產業自身盈利能力下降，負擔過于沉重，也是資本撤離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

　　顯然，財政收入過快增長也是造成實體產業資本外流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這種過于強調政府利益、過度占有企業和居民利益的現象，已經讓財政與經濟的關系不斷惡化。特別是稅企關系，更是進入歷史最差時期。如果再不對財政收入、特別是稅收收稅增長目標進行調整，像淡化GDP增速一樣淡化財政收入增速，其可能產生的后果，比GDP情結過濃更為嚴重。

　　也許有人會說，如果財政收入不保持一定增幅，政府運轉將出現困難。我們不禁要問，財政收入已經連續二十多年保持高速增長了，政府運轉出現了怎樣的變化呢?新增財力都用到了哪里呢?顯然，這是一個值得追問的問題。實際上，在財力的分配和使用缺乏有效監督的情況下，財力增長越快，社會財富分配的合理性和使用的效率就會越低，社會的公平性也越差。因為，公共資源的分配和使用，必須建立在有效監督的基礎之上，必須提高透明度和公開性。而這方面，恰恰是財政資金管理最薄弱的地方。

　　眼下，正是經濟最困難、企業運行最艱難的時刻，何謂共度時艱，說到底，就是不能只讓企業和員工共度時艱，而應當由政府帶頭共度時艱，帶頭過緊日子，帶頭節約各種開支。那么，財政收入的增長也就應當有節制、有限度、有約束，而不是一味地追求高速增長。目前的經濟狀況，不具備繼續高速增長的條件，也不能再繼續高速增長。放水養魚才是最急需的，而不是竭澤而漁。各地在下調GDP增長目標的同時，必須下調財政收入、特別是稅收增長目標，最好能夠低于GDP增幅。切不要再發生收過頭稅、寅吃卯糧、逼企業貸款交稅這樣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