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北京峰會的核心議題已經敲定，即重點推進亞太自貿區建設。這對于已經運行25年的APEC而言將具有重大而深遠意義。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世貿組織多哈回合談判進展緩慢，而區域、次區域合作和自貿區談判，正以前所未有的勢頭迅猛發展，區域性自貿協定(FTA)已經成為世界貿易自由化的風向標，正沖擊著WTO、APEC等傳統貿易框架，全球正展開新的貿易規則之爭。

　　區域FTA的浪潮，以亞太最為猛烈。根據亞洲開發銀行統計，截至2013年，亞洲地區的自由貿易協定(FTA)從2002年的36個增至109個，另有148個自由貿易協定正在談判之中，兩者相加達到257個，遠遠超過世界其他地區FTA發展勢頭，占到整個區域貿易的70%以上。

　　區域FTA的盛行當然有其現實基礎。在WTO談判進展艱難，APEC自身貿易投資自由化推進緩慢的背景之下，APEC成員間FTA大量涌現，各經濟體逐漸轉向小型的多邊貿易自由化。關貿總協定(GATT)第24條以及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第5條曾明確規定WTO對自貿區建設的態度，是自貿區與WTO多邊體系共存的基礎。然而，GATT第24條本身的缺陷因有效規制的缺失，讓FTA在一定程度上干擾和侵蝕了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以及多邊體系框架。特別是金融危機以來，各類FTA紛繁復雜，各自分立。

　　第一類是美國主導高標準TPP談判，目前TPP談判國擴大到12個，經濟總量占全球40%，貿易額占全球三成以上，但由于包括了服務貿易以及原產地規則、貿易救濟、技術貿易壁壘、競爭政策、動植物檢疫、知識產權、政府采購、臨時入境、透明度、糾紛解決等廣泛內容，對于大多數參與國而言依舊是可望而不可及。更為重要的是，中國被排斥在外，任何沒有中國參與的區域性和全球性經濟合作都難以有所作為。

　　第二類是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談判為代表的經貿自由化，包括東盟10國以及中國、印度、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由于不包括最大經濟體美國，因此，更高級別的國際貿易規則也難以真正實現。

　　第三類以東盟為主的FTA。東盟自貿區是亞洲較早的FTA，目前已經通過四個主要協議加速經濟一體化進程，分別為1992年東盟自貿區關稅優惠協議方案(CEPT-FATA)、1995年東盟服務框架協議(AFAS)、1996年東盟產業合作方案(AICO)、1998年東盟投資領域框架協議(AIA)。

　　然而，綜合以上這三類FAT的分析能夠看到，由于各自貿區原產地規則不同，同一種產品來自不同區域和國家關稅不同，安全標準、環保標準、市場準入標準不同等難免要加大各國外貿的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并不利于全球貿易效率的提高和公平競爭，因此整合亞太區域FTA，促進亞太貿一體化迫在眉睫。

　　中國始終堅持以多邊貿易為主，區域貿易安排為輔的立場。各類型的自貿區，秉持開放、透明、非歧視的原則，朝著統一的多邊規則而努力，實現各個自貿區的有機重合，如果各行其是、相互排斥，搞歧視性和排他性，將偏離融合趨勢，造成全球價值鏈和多邊規則的碎片化，也可能導致貿易保護主義，各種保護主義的抬頭，這是貿易全球化的倒退。

　　另一方面，價值鏈是亞洲區域貿易整合，推進貿易一體化的基礎。數據顯示，過去10年中亞洲對歐美出口所占比重明顯下降，但區內貿易比重大幅上升，區內貿易更為緊密，形成了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價值鏈和“新的雁陣模式”。目前亞太地區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總量的一半以上，貿易總量約占世界貿易總量的46%，區內貿易比重高達67%。2000年以來，中國同周邊國家的貿易額從1000多億美元增至1.3萬億美元，已成為眾多周邊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場和重要投資來源地。目前，中國與周邊國家貿易額已超過中國與歐洲、美國的貿易額之和。

　　中國的拉動作用越來越突出，未來5年，中國將釋放64萬億元購買力，有望成為世界規模最大的進口市場和增長最快的進口市場。中國與亞太地區貿易、產業分工深化導致已形成緊密的價值鏈、產業鏈、供應鏈，建設亞太自貿區、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成為該地區各成員的共同利益所在。

　　APEC是亞太自貿區的基礎，探索APEC的未來前景和出路是核心議題。目前， APEC貿易部長會議已經批準了《促進亞太地區全球價值鏈發展戰略藍圖》和《全球價值鏈中的APEC貿易增加值核算戰略框架》;通過了《亞太示范電子口岸網絡倡議》、《建立APEC供應鏈聯盟倡議》，同意推動建設亞太綠色供應鏈網絡，致力于提升亞太地區貿易便利化水平，這在一定意義上不僅整合了現有亞太區域內的FTA標準，也有望在更大范圍內促進亞太貿易乃至全球貿易的融合，真正推動新一輪貿易全球化和自由化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