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與專：不可偏廢

　　學術周刊：我們知道，雖然您從事史學工作已經有60多年，但是這期間，您同時還擔負著大量的行政工作，很多著作都得在“空余時間”完成，您是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的？

　　金沖及：相比大多數的史學工作者，我算是一個“特殊情況”，從1953年開始，中間經歷了復旦大學、文化部、文物出版社、中央文獻研究室，直到2004年，我才從行政崗位上退下來，自己可以支配的研究工作和研究時間是有限的。在文物出版社，主要工作在考古和古代歷史方面，與我原來所學、與近代史研究區別很大；在中央文獻研究室除去單位的日常工作，還負責了好幾部傳記的研究和編寫。在很長時間內，近代史研究成了“副業生產”，有時甚至被擠成“業余愛好”。現在史學研究發展非常快，不斷出現很多新的研究成果，這好比參加賽跑，別人全力以赴，我只有一條腿在蹦，又力求不要太落后。在這種情況下，我的時間就必須掂量著用。剛才我們說到要全面掌握資料，但是資料是個無底洞，有時要適可而止，無論是對自己的研究領域，還是對文獻資料，都應有清晰的認識和選擇。

　　學術周刊：那么如何選擇呢？

　　金沖及：這需要處理好博與專的關系。我們都知道博而不專是不好的：樣樣都知道一點，哪樣都不能深入，淺嘗輒止，最終一個問題也不能解決。歷史研究是專業性的研究，是嚴格系統的思維訓練。對研究的題目、基本資料必須都認真讀過，有的要反復讀，還要努力發掘能說明問題的新資料。不過，只強調“專”也會出現問題，現在有一種新的景象———博士不“博”。我自己也帶了不少博士生，通常他們在大學階段做論文時對某個題目產生興趣，在碩士研究生階段深入研究，寫出專題論文，到了博士階段，更加一層一層追下去，研究領域越來越窄。比如研究近代中國大學，應該把大學的發展放在整個社會中分析，大學的變化源于社會變遷；反過來，大學又對社會包括培養的大學生產生社會影響。問題分析到這里還可以往下，可以專門寫清華大學，還有南開大學、復旦大學，檔案資料都十分豐富。這樣做下去是個無底洞，對處于研究起步階段的博士生來說，并非有益，“專”會成了“窄”。

　　中國傳統文化強調一多相容，博與專不能偏廢，先要把專的基本資料讀好，到一定程度后，有了積累，還要能跳出來，獲得廣闊的視野。這對史學研究非常重要。

　　學術周刊：您能否仍以辛亥革命史研究具體談談如何對博與專不偏不廢？

　　金沖及：我做辛亥革命史，首先要對辛亥革命本身的文獻資料、著作有基本的了解，并在此基礎上深入分析。不過，接下來我還讀法國革命史，讀了好幾部，這還不夠，繼續讀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史，如菲律賓。為什么？這些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跟辛亥革命作比較，一方面有相似性，可以看出規律；另一面有不同，可以看出特點。要是沒有比較，只能就事論事，規律看不到，特點也看不到。

　　我1972年調到文物出版社工作，工作內容比我自己的研究領域早了幾千年，我像小學生一樣地學，考古、陶瓷、青銅器、古建筑，一門一門學。我花一年的業余時間讀了《資治通鑒》和《續資治通鑒》，接著讀二十四史，讀了十四部。這些并不能說對專題研究有什么具體的用處，短時間可能看不出來，但時間一長，對于研究分析歷史問題，有潛移默化的作用。這就好比對于一個心臟病人來說，硝酸甘油是必需品，直接針對疾病；但米飯饅頭也需要，吃下去，好像說不出它作用在手臂上還是作用在哪里，但不吃卻是不行的。史學研究需要有較好的文化素養，不是一輩子只集中力量做一個題目，各方面知識的積累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