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金沖及先生1930年生于上海，1951年畢業(yè)于復旦大學歷史系并留校任教。1972年起任文物出版社副總編輯、總編輯，1984年起任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常務副主任、研究員。第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1998-2004年任中國史學會會長，2009年被選為俄羅斯科學院外籍院士。專著《二十世紀中國史綱》、《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等，與胡繩武合著《辛亥革命史稿》，主編《毛澤東傳》、《周恩來傳》等具有重要學術影響。

　　■編者的話：

　　不久前，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了以史為鑒在“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中的重要性。以史為鑒的前提是要研究歷史、總結經驗，有對“史”的正知正見。本刊近日走訪了著名歷史學家金沖及先生，請他結合自己多年的治史經歷，談談心得體會。84歲的金先生研究中國近代史早已著作等身，但仍在學術天地里樂此不疲地忙碌著。今年以來，他相繼為《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南京大學學報》撰寫長篇論文；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之際，他又在《人民日報》上發(fā)表力作《作為總設計師的鄧小平》。本文中，金沖及先生主要暢談了史學研究的“三種關系”。

　　學與思：身臨其境

　　學術周刊：金先生您好！您從事近代史研究已經有60多年，您為什么會選擇史學？

　　金沖及：今天的一切都是從昨天發(fā)展而來，今天我們在面對問題、解決問題時首先需要了解它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形成的原因，這些是歷史研究需要解決的問題。我1947年進入復旦大學史地系學習，之后就開始從事史學工作，一直到現在，因為我喜歡歷史。我小學時閱讀了商務印書館的歷史小叢書，非常有吸引力，我對歷史很好奇。中國科學院原院長路甬祥有一次在講科學發(fā)展時，提到了兩個動力，第一是社會的需要，這一點我們都非常清楚，也能夠想到。他又說，第二是人的好奇心，這是很多人沒想到的。好奇心就是想把事情弄清楚，激勵人們去思考和探索。蘋果從樹上掉下來，誰都能看到，但牛頓就有好奇心，好奇蘋果為什么是往地上掉而不是飛天上去，這個好奇心最終結果是力學研究的巨大成果。我想學術研究工作是離不開好奇心的，弄清楚一個問題究竟是怎么回事？為什么會這樣？再往下就是可以從中悟出一些更大的道理，對社會對人生都有指導意義。

　　學術周刊：歷史研究離不開史料文獻，您說過您做研究時，80%的時間用來讀資料，20%的時間用來寫作，為什么這么做？

　　金沖及：歷史研究有一個前提，就是要充分考慮客觀事物的復雜性，不能想當然，這里面有個學與思的問題。《論語》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這是做學問的根本。所謂“學”，從史學研究來說首先要讀大量的史料。歷史是已經過去的事情，我們不可能再回到歷史發(fā)生的現場。我還算是有一些“有利條件”，我今年84歲，很多近現代的歷史我經歷過，有親身感受，但再往前也不行了，經歷過的知道也有限，從哪里了解呢？只有讀史料。舉個例子來說，要評論一個人，你首先要了解這個人方方面面的情況：家庭背景、文化背景、不同時期的經歷表現等等，如果要能深交更需要這樣。你了解透徹了，講起這個人來，三言兩語就可以說在點子上。相反，如果對這個人只有粗枝大葉的了解，甚至是道聽途說，盡管講起來仿佛頭頭是道，熟悉這個對象的人一聽，就會打個問號——他是這么回事么？歷史研究也是如此，要寫好一段歷史，最理想的狀態(tài)是似乎“身臨其境”，要花大氣力鉆研史料，了解方方面面的因素，認清研究對象的復雜性，盡量做到非常熟悉。如果走捷徑，東抄西抄，用所謂的最新方法分析，得出標新立異的理論，在行家看來，同樣會問：是這么回事么？

　　學術研究總是要回答和解決問題，所以僅有“學”不夠，還要“思”。學和思并不是按順序排列、不同的兩個階段。有的人看資料的時候不思考，只顧著做記錄、做卡片，看完了再對著記錄思考，這怎么行？學與思是同時進行的（但有個前提，就是已經具備相當的知識積累，這種積累，還得從ABC做起，從入門做起），先對問題的答案在頭腦中形成一個假設，接著在讀史料過程中可能有這樣幾種情況：一種是越認識越豐富，衍生出很多點；一種是最初的基本看法可以，但需要局部修正或補充；還有一種是看到最后，發(fā)現更重要的因素，推翻了之前的設想。所以學與思是同時進行、相互影響的，設想決不能成為成見。這樣歸結起來，關于80%與20%的時間分配原因就很清楚了，用大量的時間學習和思考史料，用事實說話，分析方方面面的因素，看完后基本上已心里有數，就可以開始寫了，寫出的稿件反復修改后定稿。

　　學術周刊：具體是怎么研究資料的？能否結合實例解讀一下？

　　金沖及：我寫《辛亥革命史稿》第三卷時，遇到很大的困難。第三卷講的是1911年，其中一個重要內容是四川保路運動。四川保路運動的資料非常多，還有大量研究著作。我首先要讀別人寫的保路運動史，汲取已有的研究成果，讀完后就會想，還有哪些問題自己仍沒有弄清楚？當時腦子里有這么幾個問題：第一，保路運動起源于清朝宣布“鐵

　　路國有”的政策，將已歸商辦的川漢、粵漢鐵路收歸國有。清朝統治在1911年已經搖搖欲墜，強行將鐵路收回肯定會引起人們的強烈反應，為什么清廷在此時還會做這樣激起眾怒的事呢？第二，保路運動最先在湖南湖北興起，四川行動稍晚，并且初期很溫和，但結果卻發(fā)展得最為激烈，成為大革命的導火線，這是什么原因？第三，從當時的記載看，保路運動發(fā)展經歷了四個階段，每個階段的特點是什么？從一個階段發(fā)展到另一階段的原因和關鍵點在哪里？第四，保路運動前三個階段起主導作用的是立憲派，而第四個階段則是同盟會主導，這個變化是怎么形成的？這四個問題不是憑空形成，是經過認真地學與思得出來的。已經有那么多關于保路運動的著作，我要寫的話，還能寫什么？有了這四個問題，我覺得可以下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