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礙主要有三個方面。

　　第一，意識形態。因為中國從蘇聯學來計劃經濟并長期實行，就形成了一套反映這種經濟社會體制的意識形態。這套意識形態有它的延續性，很容易在新的征程上繼續妨礙進一步的改革。更大的問題是，現在有很多利益上的障礙往往是打著意識形態的旗幟來說話。總而言之，有一些人不管真是因為思想意識的原因，還是因為物質利益上的原因打著這個旗號，還有相當的影響力。

　　其次，改革30多年來絕大多數中國人都得到了利益，但是其中有一種利益是因為體制上的缺陷帶來尋租導致的，所以有一部分人是靠權力取得的利益，也就是說存在特殊的既得利益。這種靠權力發財致富的特殊既得利益群體，肯定會變成進一步改革的障礙，因為這個權力他們是不愿意放棄的。特別是21世紀以來，尋租活動的制度基礎變得越來越廣大，代表這種利益人們的勢力也變得非常強大。

　　第三，一些實際的矛盾和困難。因為中國在帶病的體制下運作了很多年，所以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積累了一系列的矛盾。

　　總之，吳敬璉說，要在新的征程上實現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務就需要攻堅克難。解決這些問題，特別是第三個問題，一方面要有很高的專業素養，同時還要有很巧妙的運作藝術。

　　在不發生危機條件下著力推進改革

　　隨即，吳敬璉著重講了全面深化改革存在的實際困難。他說，多年的體制缺陷和粗放增長積累了很多實際的矛盾和困難，所以只能在經濟繼續發展的條件下推進改革，同時還要善于處理這些實際困難。

　　第一，因為粗放的增長方式大量耗費資源，所以造成了現在資源的嚴重短缺。中國現在很多重要能源和原材料的對外依存度都非常高。另外這種粗放的增長模式也造成了高污染，使得環境變得越來越惡化。最突出的表現就是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受到了破壞。人類要生存有三個最基本的條件，就是土地、空氣、水。

　　第二，中國最近幾年一方面貨幣流通總量過大，另一方面需求乏力，經濟增速下降。

　　第三，產能過剩問題嚴重，企業經營困難。大量投資造成兩方面問題，一方面產能增加很快，另外一方面因為投資率太高、消費率太低，最終需求不足。那么就出現了現在主要產品幾乎找不到哪一種產能不過剩的現象。此外，在宏觀經濟上最突出的問題是國家資產負債率太高。這主要是國有企業負債和地方政府負債，去年的統計顯示，國家資產負債表的負債率超過了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00%。一般認為200%是警戒線，所以超過200%就存在出現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所謂系統性風險就是因為某些環節上的困難造成整個市場的突然崩潰。

　　應對上述問題，現在有不相同的意見。一種是說應該救市，刺激經濟的增長；另外一種則認為不應該采取類似于2009年那樣強刺激政策，一方面是因為2009年刺激造成的后果到現在還有待消化，另外2009年以后也采取過幾次全面的刺激政策，強度沒有2009年強，但是刺激的效果越來越衰退，因為投資的回報是遞減的。

　　這個爭論涉及到另一個問題，就是到底為什么要努力保持GDP的增長速度。吳敬璉介紹說，今年兩會前有過一個爭論，到底應該把今年預期的增長速度定在7.5%還是7%？后來政府吸收了兩邊的意見，定在7.5%左右。李克強總理在兩會期間說，穩增長的目的是保就業。因為增長速度高低對于大眾來說并沒有什么直接的影響，有影響的是就業。那么這里就有一個問題了，就業跟增長是什么關系？通常認為它們之間是一種固定的比例關系，但是實際情況并不是這樣。因為增長存在結構問題，不同產業對就業的貢獻是不一樣的。比如說如果投資在重化工業，就業彈性就是很低的。就業彈性高的主要是服務業。

　　吳敬璉認為，中國經濟現在雖然增長速度下降了，但是就業并沒有惡化。只要能保就業，增長速度高一點、低一點關系并不大。采取放松銀根增加投資的刺激政策弊大于利，好處是能夠提高GDP增長，壞處是妨礙經濟發展模式轉型，并使債務進一步積累。流通中的貨幣量已經是GDP的200%了，債務率不能夠再提高，否則就會對中長期造成更高的危險?，F在貨幣政策總量已經過緊的觀點是不對的。當前最正確的方針該是在保持國民經濟不至于發生系統性危機的條件下著力推進改革。只有改革才能提高效率，才能夠從根本上解決現在碰到的困難。

　　釋放現存風險防止發生系統性危機

　　吳敬璉認為，要防止發生系統性危機應該做六件事。

　　第一，要防止風險積累。盡量釋放現在存在的風險，就要停止沒有回報的無效投資?；A建設投資也是一樣，因為經濟學的思考方式是以資源是稀缺的作為前提，然后選擇將資源放在哪里。所以應該盡量放在有效的能夠有回報的部分。

　　第二，對僵尸企業停止輸血。吳敬璉說，現在有一部分企業實際上已經是僵尸企業了，起死回生無望，但政府還是用銀行貸款和政府補貼來維持。

　　第三，動用國有資本償還政府或有負債。所謂或有負債是說政府是有負債的，但是在資產負債表上看不見。比如說社?；鹩腥笨?，并且這個缺口還不小。像這種現在就要趕快用政府的資本去把它還了，這樣就可以降低國家的杠桿率。前年上海就做了這個事，它對職工社保體系的建立和國有企業的改革都有很大的好處。

　　第四，對資不抵債的企業實施破產重整，以便釋放風險，化大震為小震。對于負債率太高的企業也要進行資產重整，這樣把小的風險釋放出來，不要讓它積累起來。把大震變成一些小震，不至于引起整個系統的振蕩。

　　第五，盤活“曬太陽”的開發區等資產存量。征了地但是沒有企業進來的開發區很多，需要盤活這些資產的存量。

　　第六，輔以靈活的宏觀經濟政策。短期政策也是需要的，但是全面的刺激政策不是好的政策。

　　這樣的方針是不是會有效，是不是對整個發展和改革更有利，從一季度的情況可以得到一些印證。2013年中國經濟進入增速下降的通道，但是2013年的就業情況相當好。2013年政府新增就業計劃是900萬人，實際完成145%。今年一季度GDP增速繼續下降，就業情況還比去年稍好，新增的勞動力基本上消化了。之所以會發生這種情況，跟增長的結構變化有關系，最顯著的變化就是第三產業起來了。

　　從2006年開始強調要發展服務業，呼吁了很多年，去年開始有明顯的變化，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第三產業的比重超過了第二產業。因為服務業吸納就業的能力比制造業要強得多，所以雖然GDP的增速下降了，但是就業的情況不但沒有惡化還有改善。為什么呼吁了很多年，到這兩年才發生變化？其實在我看來，這就是因為改革。2012年1月，上海開始營業稅改增值稅，別的城市都紛紛響應。到了7月，國務院決定在全國推廣。

　　另外一個是2012年開始的工商登記簡化便利化。這屆政府將簡政放權看做很重要的一個改革內容，其中一個重點就是降低工商登記的門檻。從去年的統計看，很多地方新登記的工商數目增加了70%以上，盡管有些只是登記了不見得有營業。比如上海增加了70%多，有一部分是為了適應自貿區政策先拿牌照，主要是一些服務業的小企業。

　　吳敬璉說，上述兩項改革只能算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前奏曲，三中全會以前就開始了。雖然這些只是很小的改革，但是已經起到了很明顯的作用，這有助于增加人們對改革能夠根本解決問題的信心。三中全會到現在已經有一些時間了，各方需要來總結經驗怎么能夠把最重要的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相關工作做好，先要有這樣的認定，然后才能由政府和大眾合力推著改革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