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衛平養了一只叫“三得利”的狗，遛彎、運動都帶上它，它也陪著他走出抑郁。 羅衛平供圖

　　■ 對話人物

　　羅衛平 63歲，上海黃浦區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原庭長、高級法官，50歲時因病退休，有兩次、長達6年的抑郁癥經歷。病愈后，他考取了國家二級心理咨詢師資格證，任上海“希望24小時自殺危機干預熱線”咨詢師兼法律部長，目前參與多個公益項目。

　　■ 對話動機

　　官場的潛規則、人情世故的左右、拿紅包后的良心問責，這些，羅衛平都經歷過，他說自己是個不愿對“庭外因素”妥協的法官。他也是鮮有的公開袒露自己曾重度抑郁的國家工作人員。

　　他把抑郁癥比作泥淖，當時的折磨讓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慶幸的是，他的人生有了轉向。脫離泥淖的日子里，他以親身經歷，將16名重度抑郁患者從死亡邊緣拉回。

　　幾年中，他6赴汶川當志愿者，參與大學生支教，牽線援建4所希望小學，到腫瘤醫院做臨終關懷……

　　他常說自己是死過一次的人，對如今的一切都分外珍惜。

　　職業

　　審案求完原告求被告

　　新京報：你在法院系統工作了多久？

　　羅衛平：我在法院系統工作了14年。1987年參加工作，1992年當副庭長，1998年國家有了高級法官頭銜，我是第一批。因為患病，我50歲就退休了。

　　新京報：法官生涯中，你最有成就感和最頭疼的經歷是什么？

　　羅衛平：1998年，有個大型國企破產案，涉及金額幾億。問題是企業是國家的，銀行也是國家的，下崗工人幾百人天天鬧。三方哪個能得罪？國家當時沒有相關法律，只能一點點摸索，最終還是把這案子判下了。太難辦，但最后辦成了。

　　新京報：人為因素讓你左右為難的案子，占多大比重？

　　羅衛平：這有個階段。剛開始主要是行政干預，我是東北人，在上海除了愛人這邊也沒啥社會關系。后來社會關系建起來了，親戚朋友找上來，人情多了很多。但行政干預就沒斷過。至于比重，10個案子有一個就吃不消了。

　　新京報：有沒有想過辦法，去堅持你所理解的公正和法律？

　　羅衛平：還說國企的那個案子，三方的壓力過來，我做法官哪有堅持的機會？但說到方法，我有個挺慚愧的辦法，就是當外力過來，我先服軟，去求人家。

　　新京報：法官服軟？去求原告和被告？

　　羅衛平：對，求了原告求被告，兩頭哄，“你們放過我吧，別再干涉了，賞口飯吃。”說來挺悲哀，但實際操作中，往往兩頭哄著就能給審判擠出一點空間。

　　像剛才國企那案子，我的每個法官朋友都遇到過。法律人大腦是比較簡單的，他信仰的東西不能用，能不抑郁？

　　新京報：同事們通常怎么處理這些壓力？

　　羅衛平：撐著，沒特別的辦法。一些同事經常找我聊天，也算是解壓。再差也不會比我更差了吧。

　　新京報：你怎樣總結自己的法官生涯？

　　羅衛平：不服輸吧。一是對工作本身，我是法院里出了名的勤快，當了庭長本可少接觸些案子，但總想大包大攬。其次是對大環境，我性子直，對一些無法接受的潛規則，我盡量不妥協，最大限度堅持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