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通過取消低價藥的最高零售價，讓藥企愿意生產并獲得合理利潤；另一方面通過財政補貼，定點生產用量小的低價藥。

　　國家發改委5月8日宣布，為鼓勵藥企生產低價藥的積極性，減輕患者使用高價藥的負擔，國家取消280種低價西藥和250種低價中成藥的最高零售價，生產企業可在西藥費用日均不超過3元、中成藥日均費用不超過5元的前提下自主定價。國家發改委有關負責人表示，各省（區、市）價格主管部門應在今年7月1日前向社會公布本級定價范圍內的低價藥品清單。

　　在我國，基本藥物一直實行政府定價，即政府對基本藥物的最高零售價進行限制，同時根據生產成本和市場需求進行動態調整。顯然，這主要是為了控制患者的用藥成本，緩解民眾“看病貴”問題。眾所周知，醫療具有公益屬性，相應的，藥品價格也不能完全“隨行就市”。基本藥物實行政府定價，正是為了保證醫療的公益屬性，或者說，這本身就是醫療公益屬性的一種體現。

　　但政府定價也有弊端，突出表現在低價藥“降價死”、“玩失蹤”。譬如，從去年7月起，全國各地出現了甲巰咪唑（抗甲狀腺藥物）“藥荒”問題，而國產甲巰咪唑每瓶100片，售價僅為1元到2元，平均每片1到2分錢。顯然，定價超低、藥企無利可圖甚至虧本，正是低價藥“玩失蹤”的主因。

　　與其讓一些藥品保持超低價而出現“藥荒”，不如讓其適當漲價以保證市場供應，這就是取消低價藥最高零售價的務實邏輯，也是“兩弊相權取其輕”的選擇—有藥可買，哪怕價格高一些，總比無藥可買要好，治病救人畢竟是第一位的。

　　有人可能擔心，取消低價藥的最高零售限價，它們豈不要變成高價藥？這種擔心其實沒有太大必要。一方面，正如國家發改委在通告中所明確的，只有日均費用不超過3元的西藥、日均費用不超過5元的中成藥才被列入低價藥品清單，允許其根據市場需求調整價格；另一方面，某種藥品的價格漲到一定程度，利潤較為豐厚，必將吸引更多藥企參與生產，在市場競爭的作用下，其價格自然會回歸正常水平。也就是說，放開低價藥的零售價后，其價格會上漲，但不至于漲到很貴的程度。比如甲巰咪唑漲到每瓶3到5元，仍然是低價藥。

　　需要明確的是，既然這些低價藥列入了國家基本藥物目錄，那么保證其供應就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政府可以通過取消一些低價藥的最高零售價來鼓勵企業生產，但要看到，還有一些低價藥，因是專門治療某種疾病的特效藥，而這種疾病并不常見，藥品的市場需求量很小，即使允許其漲價，藥企還是無利可圖，不愿意生產。那么，對于這些不能靠市場機制生存的低價藥，政府就應拿出財政補貼支持藥企定點生產，保證市場供應。在這方面已有成功的先例：為了解決甲巰咪唑“藥荒”問題，工信部和北京市經信委安排1000多萬元財政資金用于支持藥企技改和生產，至今年1月，甲巰咪唑“藥荒”問題已經解決。

　　一方面通過取消低價藥的最高零售價，讓藥企愿意生產并獲得合理利潤；另一方面通過財政補貼，定點生產用量小的低價藥。前一種是市場手段，發揮“無形之手”的作用，體現了政府對市場的尊重；后一種是行政手段，發揮“有形之手”的作用，體現了政府的責任擔當。如此“雙管齊下”，相信低價藥一定能夠重新回到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