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出臺的《河北省委、省政府關于推進新型城鎮化的意見》有不少新意，比如對保定的定位是：保定市作為畿輔節點城市，利用地緣優勢，謀劃建設集中承接首都行政事業等功能疏解的服務區。

　　由于近年來北京環境污染越來越嚴重，人口規模超出規劃，民間和媒體對北京發展環境的討論十分熱烈。這些聲音顯然也到達決策層。事實上，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就京津冀協同發展作過重要批示，2014年2月，總書記調研北京時還用“太胖”來比喻北京的臃腫。顯然，以解決北京發展環境問題為核心，推進京津冀和環渤海經濟區的協調發展是進入決策層考慮的。

　　關于保定如何定位，背后其實是兩個問題。一是北京如何瘦身，如何擺脫目前的大城市病；二是京津冀、環渤海經濟區如何分流北京經濟功能，并從中獲益。這兩個問題其實可以統一到一個問題，就是京津冀的一體化。北京的中心功能過于繁多，中心城區集中了太多資源，而往郊區的資源分流較少，導致郊區出現很多“臥城”。比如北京郊區以及環北京的河北一些地方，經濟發展相對落后，高質量企業也較為缺乏。因此，通過北京的“瘦身”運動，應弱化一些不必要的經濟功能，將一些產業和企業，尤其是工業企業、物流企業和低端服務業轉移到河北等鄰近城市。此外，也可以將一些國企總部、高校和醫院等人口密集的機構遷移出去。

　　北京瘦身，周邊吃飽，這樣的藍圖聽起來很合理，也很美好，但用什么樣的力量去達成這樣藍圖，恐怕才是真正棘手的地方。京津冀一體化框架若落實到具體個案，必然遭遇諸多困難。舉例說，我們如何去判斷哪些是相對低端、低附加值、高消耗、重污染的企業？一家企業選擇在北京有它的成本考量，用行政之手去轉移企業是否恰當？現實中，又的確有一批從北京搬遷到周邊地區的企業發展遠不如前。在世界上，巴西之前就把首都從里約熱內盧搬遷到巴西利亞，目的是促進巴西中部地區發展，然而首都搬遷后，大量官員、商人還是以里約為中心，工作日集體往巴西利亞跑，弄成了“雙城記”，美好的初衷并未起效。

　　北京之所以人口膨脹，各色人等競相扎堆，根本原因在于北京為他們提供了相對領先的公共服務品。換句話說，北京成為資源的洼地，只要這種洼地的基本形態不改變，要素就會像水一樣往洼地中心流。筆者認為，實施京津冀一體化規劃，應謹慎使用行政手段，建議更多用市場手段去規劃和引導。對于政府來說，在尊重市場選擇的前提下應更多提升公共服務水平，特別是相對落后地區的公共服務水平。對于企業來說，如果他們能在河北獲得較為滿意的公共服務品，總成本能夠控制得更低，他們為什么不過來呢？如果是相反的情況，恐怕逼著去也難行，否則怎么解釋有些企業甘愿付出巨大搬遷成本也要搬到北京？

　　無論是京津冀一體化，還是其他地方的一體化，政府均應從頂層設計的高度去規劃和引導，并用優秀的公共服務品建設來搭好臺，從而更好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唱好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