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工人在位于通州區馬駒橋鎮的北京聚寶庫廢舊物資回收公司一角對回收來的廢品進行簡單分類（2013年8月28日攝）。新華社記者羅曉光攝

　　“螞蟻雄兵”折戟羊城：期待分類收集正規化

　　想利用拾荒大軍這支垃圾分類有生力量的不僅僅是徐海云。廣州市分類得環境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楊靜山，２００８年從ＩＴ公司老板改行進入垃圾分類領域，與越秀區東山街開展垃圾分類合作。他把自己的計劃稱為“螞蟻雄兵”，希望利用市場化手段收編“拾荒大軍”和“收賣點”，將垃圾利用產業化、規模化。他一度收編了東山街的１００多個“收賣佬”（拾荒者），獲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

　　然而，截至目前，楊靜山只發展了２個街鄉，“差不多要放棄了”。

　　當時他相信，政府早晚會扶持垃圾回收，但期待中的政府補貼并沒有到來；而且因為無法找到更多愿意合作的街道社區，生產規模上不去，企業盈利很艱難。

　　楊靜山認為，“垃圾”是能出效益的，按照他的構想，盈利來源主要有四個：一是廚余垃圾處理廠；二是舊服裝處理廠；三是有毒有害垃圾處理廠；四是街道的廣告經營。他希望通過垃圾減量的成果獲得政府補貼。“目前政府處理一噸垃圾要給焚燒廠和填埋場補貼，如果我減量了，也應該有補貼。”

　　楊靜山希望能在盡可能多的社區建立自己的垃圾分類服務點，這樣就不會面對無垃圾可收的困境了。“所有的低價值垃圾，例如舊衣服、玻璃瓶，目前都沒有建立回收體系，直接送去焚燒或填埋。一旦形成規模，這些東西都是有利用價值的。廣州一年要淘汰３００萬－４００萬部手機，由于沒有規模化收集，根本無法處理。”

　　楊靜山試圖與其他街道建立合作關系以擴大生產規模，卻屢屢碰壁。“街道沒有積極性，城管委說我沒有資質，政府的補貼更是沒有影子。”

　　楊靜山的命運在垃圾分類回收行業中具有代表性。早在上世紀５０年代，中國的城市垃圾分類十分先進，大街小巷都有“廢品回收站”，然而這套廢品回收體系在上世紀８０年代末慢慢萎縮。

　　這種萎縮換來的是民間“拾荒大軍”的崛起。上世紀８０年代末，來自四川、河南、安徽一帶的農民，把“從垃圾堆里掘金”的事業做得風生水起。據不完全統計，廣州有拾荒大軍１０萬人，在北京，這個數字超過１６萬人。可是，他們一直被城市管理者視為“小商小販”，受到打壓，因此這股垃圾分類回收的力量一直得不到發展壯大，導致目前許多垃圾流向“黑作坊”，造成環境污染、地溝油泛濫。

　　記者在北京市探訪了多家廢品回收站后發現，這些回收站普遍存在無資質名稱、隨意排污、圈地收費和消防隱患等問題。在位于通州區馬駒橋鎮的北京聚寶庫廢舊物資回收公司，記者看到數千平方米的土地被分割出租給數十個廢品回收小作坊，塑料、廢鐵等露天擺放堆積成山，遠在百米外就能聞到空氣中的惡臭。小作坊的經營者直接清洗粉碎塑料垃圾，產生的大量廢水未經處理直接排放到附近河流，黑色的河水泛著泡沫。

　　同樣的情景也出現在位于昌平區歇甲村的北京恒豐物資回收有限責任公司。在一個塑料回收小作坊內，十多名工人正忙碌地將堆積成山的飲料瓶粉碎，作坊老板見到記者十分激動：“我們在做循環經濟，卻天天被驅趕、關停。”

　　據國際食品包裝協會秘書長董金獅介紹，這些小作坊將塑料瓶粉碎清洗后，再賣給一些小廠或黑作坊，用來制作“毒餐盒”等。而像北京盈創這樣正規的、國內唯一能夠生產食品級再生聚酯切片的企業，卻常年苦于收不到足夠多的飲料瓶。

　　同樣的一幕也在廚余垃圾領域上演，記者在北京朝陽循環經濟園區調研發現，高安屯餐廚廢棄物資源化處理中心有５條生產線，日處理能力達４００噸，但由于收不到足夠的餐廚垃圾，目前僅開通了２條線。與此同時，北京的許多餐廚垃圾卻在夜幕中流向城郊“養豬場”。

　　據國際食品包裝協會對北京市１５個規模較大的廢品回收場站調查，僅３個回收站在工商信息網能查到營業資質，其余１２個回收站不掛門牌，開辦者“像是圈地收費的地主”，公開對外“招商”，管理混亂，污染嚴重。

　　徐海云認為，政府部門對民間垃圾回收從業人員和廢品收購站的監管出現真空，導致垃圾分類回收體系不完整，城市建設中缺乏專門的垃圾分類場地，造成環境再次污染。

　　“很多地方熱衷于申請動輒上億元的垃圾處理場工程，對只需要幾百萬甚至幾十萬元就可以開展的生活垃圾分類回收體系建設缺乏興趣，甚至有畏難情緒，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徐海云說，“此外，過度依靠政府投入的垃圾分類處理模式也難以為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