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北京東三環一個小區內，從各樓道收集的垃圾混合堆放在一起，等候環衛集團的垃圾車將其運走。新華社記者羅曉光攝

　　２０１４年，北京市非居民垃圾處理費從過去的每噸２５元上調為３００元，增幅達１１倍，明確釋放出政府管理部門希望依靠市場化手段推進垃圾分類和減量的決心。

　　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國內眾多城市已經開始提倡垃圾分類收集處理。１９９３年，北京率先制定《城市市容環境衛生條例》，對“城市生活廢棄物逐步實行分類收集”；２０００年，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杭州等８城市被列為全國首批生活垃圾分類試點城市……

　　然而２０年后的今天，記者站在北京最繁華、最時尚的ＣＢＤ國貿核心區，隨意打開建外ＳＯＨＯ社區的分類垃圾箱，看到的依然是廢紙、飲料瓶、牛奶包裝、塑料餐盒和食物殘渣的共生體。除了定時來翻撿飲料瓶的拾荒者，你很難判斷哪些垃圾能夠被回收和再利用。

　　２０年來，政府投入巨資試圖引導居民對垃圾進行簡單分類，使它們能夠被資源化利用。但垃圾分類的嘗試在國內多個城市至今仍然處于原地踏步的窘境，沒有被居民接受，長期處于“試行”狀態。是居民素質問題，還是垃圾處理收費過低？是政府監管不力，還是產業鏈生態失衡？在兩個多月的調研中，記者試圖求解垃圾分類困局。

　　孫大媽的困擾：期待分類管理精細化

　　孫大媽住在北京市東城區一個垃圾分類試點小區。小區每個單元門口，都擺著三個一米多高的垃圾桶。按照墻上的分類指示，綠、藍、灰三個垃圾桶分別裝廚余垃圾、可回收垃圾和其他垃圾。

　　在孫大媽看來，小區內阻礙居民生活垃圾分類的因素，至少有四層：

　　“小區剛開始推行垃圾分類的時候，是綠、藍、黑垃圾桶各一個，但據我觀察，離單元樓口最近的那個桶總是最先裝滿，然后人們才會多走一步扔其他桶。”孫大媽告訴記者，“像我這樣進行認真分類的居民，常常看到廚余垃圾桶爆滿，不得不扔到其他垃圾桶里。”

　　后來，孫大媽發現單元門口的垃圾桶變成了兩個黑桶，一個藍桶；而地下停車庫的垃圾桶則變為兩個綠桶。“也不知道是環衛運輸垃圾時調換的，還是桶壞了換的，反正不管哪個桶，里面的垃圾都沒有分類，環衛來了也是一車拉走”。

　　“每天都有拾荒者來翻撿垃圾中的紙板、飲料瓶等，他們在翻撿時，圖省事，把這個桶的垃圾翻出來，留下有價值的，剩余的就手扔進另一個桶，這樣一來，即使原先分好類的垃圾，也全亂了。”孫大媽說。

　　仔細勤儉的孫大媽每天會把家里的廢紙盒、飲料瓶、易拉罐等“可以賣錢”的垃圾留下來，一個月賣一次。但這個好習慣遭到了兒子、媳婦的反對，“一個飲料瓶幾分錢，一斤廢紙三、四毛錢。一個月賣不了十塊錢，又占地方。”

　　像這樣流于形式的垃圾分類試點小區在北京、廣州、上海等許多城市普遍存在。廣州市城市管理綜合執法局局長危偉漢介紹，２０１３年廣州市城鎮社區基本開展了垃圾分類推廣，但開展較好的小區僅為３０％，“很多街鎮流于形式，沒有進展”。

　　在上海，楊浦區的建德國際公寓是上海市選定的試點小區之一，但居委會的工作人員透露，雖然志愿者會對分類進行指導，但居民自覺將家中干濕垃圾分類的比例只能達到３０％至４０％。

　　在民間環保組織“宜居廣州”總干事“巴索風云”看來，很多居民不是不知道要對垃圾進行分類，而是嫌麻煩，而且垃圾種類太多，搞不清哪些可再生，哪些不可回收。“巴索風云”告訴記者，經過抽樣調查發現，８７％的人知道所在小區在做垃圾分類，但知道垃圾分四類的只有２０％多，能回答如何分的只有７％。垃圾分類工作目前主要依靠街道和社區去做，但這只是他們工作中很不重要的一環，也沒有嚴格的考核機制。

　　面對沒有被分類的垃圾，焚燒廠或填埋場也沒有更好的辦法。“垃圾被送到這里后都是混在一起焚燒。”北京高安屯垃圾焚燒有限公司負責人告訴記者，在北京，每天產生垃圾１．７７萬噸，其中一半焚燒、生化處理，另一半直接填埋。中國資源利用協會秘書長王吉位認為，這些被焚燒或填埋的廢棄物，如果前期分類得當，相當一部分是可以被利用的。

　　“一說到垃圾分類，許多地方都會在居民小區擺放分類垃圾桶，在單元門口貼張告示，卻從不調查一下小區每天的各類垃圾有多少，年輕人和老年人扔垃圾的習慣有什么不同，垃圾桶是否應該按照各類垃圾量的多少來設置，拾荒者能不能利用起來，環衛一天該何時清運？”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總工程師、垃圾問題專家徐海云認為，“做好垃圾分類的前提是垃圾管理精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