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協商民主制度與國外協商民主理論的關系

　　記者：隨著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實踐和研究的不斷深入，我們會遇到一些困惑和問題。其中有一個問題是西方一些學者曾提出過“協商民主”這個概念，中國的協商民主制度與國外協商民主理論是什么關系？據了解，學術界對這個問題是有不同看法的。您是怎么看這個問題的？

　　李昌鑒：對協商民主有些是實踐中遇到的新問題，需要我們有創新的勇氣和思路去探索解決，有些則是涉及根本和長遠的理論問題，需要我們長期不懈地研究，在實踐中不斷總結?，F在存在兩種極端看法，一種是認為中國的協商民主是現在才提出的，是學習西方協商民主的結果。另一種是把中國的協商民主與西方協商民主完全割裂開來，認為搞協商民主建設絕不能學西方。我認為這兩種觀點都是片面的。

　　正如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所說，協商民主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是黨的群眾路線在政治領域的“重要體現”，這個結論表明，我國的協商民主正是最具中國特色的東西。它的產生和發展，是由我國的具體國情、中國革命以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體特點決定的，是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的產物，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做出的歷史選擇，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獨特創造。

　　那種認為西方協商民主理論在上世紀90年代就已提出，而我們的協商民主是十八大才提出來的，是學習西方的結果，這顯然是錯誤的。從實踐歷史看，中國的協商民主制度比西方要早得多，在抗日戰爭時期建立的“三三制”民主政權已經在醞釀準備，新中國的“協商建國”就是我國協商民主制度初步形成和確立的重要標志，可以說，中國的協商民主實踐已有六七十年的歷史；而西方協商民主理論的提出不過二三十年。從協商的政治基礎看，在我國不管哪種協商層次、領域、形式，以人民的最大利益、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根本目標已成為協商的共同政治基礎，形成了規范的協商機構和平臺；在西方所謂的“協商”，成了朝野政黨、利益集團相互傾軋、攻訐、內耗的“戰場”，更無法形成協商的場所和平臺。從協商的效果看，在我國，協商已成為黨和國家重大決策的必經程序和制度，而西方至今僅僅停留在一般的協商理念上，更未上升為國家的政治制度層面。因此，我國的協商民主制度確實是中國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根本不是學習西方的結果！

　　另外，有人認為我國的協商民主與西方協商民主根本不搭界也是不對的，因為任何一種文明都是相互取長補短的，相互借鑒的，西方協商民主的一些科學理念、目標訴求、程序規范以及某些實際做法，都是值得我們參考借鑒的。正如鄧小平1992年在南方談話中特別提出的，要學習人類的一切文明成果；正如十六大反復強調的，要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我認為，對待西方的協商民主，也應當采取這樣的科學分析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