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全國政協召開“推動數字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專題協商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在會上用“全方位變革”來形容數字經濟帶來的變化。

如果用經濟周期理論來審視當下數字經濟，我們會驚喜地發現，這個“全方位變革”的一個直接結果，大概率會開啟中國新一輪增長周期。

經濟周期理論幾乎伴隨著中外經濟學理論的萌芽和發展全過程。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記載了我國春秋時期的越國著名謀臣計然，通過運用經濟周期理論，實現國家經濟強盛的故事。

計然發現，任何國家的經濟都會呈現周期性波動，治理國家或者經商，必須遵循這個現實。“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

近代以來，伴隨商品經濟發展，對經濟周期的研究也日趨深入。

1862年，法國經濟學家克里門特·朱格拉在《論法國、英國和美國的商業危機以及發生周期》一書中首次提出，市場存在著9至10年的周期性波動。

1926年，俄國經濟學家康德拉季耶夫發現，發達市場經濟體中存在一個為期50至60年的經濟周期。

1930年，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茲在《生產和價格的長期運動》一書中，首次提出市場中存在一個長度約為20年的周期性波動。

1936年，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描繪了經濟發展必然會出現周期性波動，并且會呈現繁榮、恐慌、蕭條、復蘇四個階段的循環運動，政府可以根據不同階段的不同特征，而有所作為。

就此，經濟周期理論和經濟調控開始從學界廣泛而深刻地走向了現實，并且影響了此后各國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

這些理論，也被后世學者用理論提出者的名字來命名。隨著研究深入，學者們也逐漸形成了共識：經濟周期與生產要素波動有直接關聯。

比如，朱格拉周期與設備更新周期有關，庫茲涅茨周期與建筑業周期有關，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形成則是技術創新周期的結果。

當下，已經有學者發現，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信息技術革命，正在推動形成一個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因為全球化的推進和科技革命的深度不斷擴展，這個經濟周期的長度和廣度將更具影響力。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無疑是那顆最閃亮的星。

如果說，前30年是信息技術革命的萌發、擴散期，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政策的指引下，成功抓住了這次機遇，實現了自身的成長，并為世界經濟增長作出了突出貢獻，那么，未來的30年，在政策強力推動下，中國必將引領全球信息技術革命不斷走向深化。

眼下，承擔這個使命的就是數字經濟。

這也正是數據成為生產要素，與土地、資本、勞動力、技術并列的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