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潘維

一、 類似的事件塑造不同的歷史路徑

近日讀到潘岳同志的奇文，比較五胡入華的三百年和日耳曼各部入主西羅馬的三百年。文章說明，這兩個類似的重大歷史事件塑造了中西后來不同的歷史路徑和不同的政治結果：一個是族群的分散封建，迄今再未有羅馬大一統(tǒng)；另一個是胡漢融為一家、一掃漢末至三國兩晉到南朝的頹廢，恢復了郡縣大一統(tǒng)的勃勃生機。

這文章帶著股“仙氣”。其一，那段三百年極為血腥的中國史在他筆下變成了一部激動人心的浪漫史，“亂華”變成了胡漢文化大交融的“入華”。其二，華歐那各自三百年的歷史縱橫交錯、非常混亂，但被他以詩詞式的凝練文筆婉婉道來，居然變成了線索清晰的簡史，只用了兩萬七千字。其三，他用一個個精心挑選的動人故事串聯(lián)那些驚心動魄的混戰(zhàn)，更串聯(lián)對中西史家重要學術觀點的評議，建構了一個能與西方史觀比肩的、非常中國的“民族”史觀。

在潘岳看來，就形成政治共同體而言，基督教的“普世教會”不起作用，不敵日耳曼族屬分散的文化基因。強調分散族屬的日耳曼制度基因塑造了歐洲乃至西方漫長的歷史路徑，從此再無羅馬大一統(tǒng)。

然而，潘岳想說的顯然不止于“羅馬拋棄羅馬”、“中華選擇中華”的歷史“路徑依賴”。潘岳的文章旨在弘揚一種史觀：中華政權的“正當性”來自族群大融合，來自繼承秦漢以降的大一統(tǒng)制度。與此對照，西方到文藝復興時才想到要“復興”羅馬式政治共同體，而且至今還以“分的自由”為“合法”，不承認政治共同體本身有“合法性”。

二、 大型政治共同體

有個疑問長期縈繞在我腦海里：中華為什么在三千年前就形成了龐大的政治共同體，而在中華以外直到三百多年前才剛開始形成這種政治共同體？

潘岳此文探討兩地異族入侵形成的不同歷史路徑，并非為回答上述問題而作，但也不無關聯(lián)。他的答案似乎是：特殊的歷史文化塑造了特殊制度；日耳曼的文化基因與凝聚大型政治共同體有明顯張力。

武王伐紂成功兩年后就去世了。其幼子周成王在周公旦的輔佐下創(chuàng)立了中華封建大一統(tǒng)。成王于公元前1021年去世，迄今3042年。說中華大一統(tǒng)有三千年歷史并非傳說，而是信史。2240年前，秦皇開創(chuàng)了延續(xù)至今的中華郡縣大一統(tǒng)，更是舉世皆知的事。

“政治共同體”指的是“國土、國民、國民政權”的有機共同體，或用基督教的概念是“三位一體”。因為有壟斷暴力和稅收的統(tǒng)一政府管理國土上的國民，所以稱為“政治”共同體。大一統(tǒng)是龐大的政治共同體。“大”指的是廣土眾民；“一統(tǒng)”指的是有統(tǒng)一管理國土與國民的政府。

“政治共同體”與“文化共同體”是完全不同性質的概念。中文把西文的“nation”既譯為“國家”又譯為“民族”，更有畫蛇添足的“民族國家”，再加上“少數(shù)民族”而非“少數(shù)族裔”，導致了概念混亂和中文學術圈的長年亂戰(zhàn)。西文“國家”內部的“文化共同體”指的是“ethnicity”或“ethnic group”，不與政治共同體“nation”并列。我們講“多元一體”還是混亂。“元”指的是“文化共同體”，但“一體”指的是“政治共同體”。所有“國家”內，即所有政治共同體內，都存在多元文化。小到新加坡、大到美國，世界上從未有過單一文化共同體的政治共同體，哪怕日本和韓國也包含多個文化共同體。

什么是中國？從苦寒北地到酷熱南疆，從海岸平原到地球屋脊，五湖四海的居民在統(tǒng)一政權下生產(chǎn)、生活和交流、交融，以至九州共貫、六和同風，形成“家國一體”的世界最大政治共同體，就是中國，即西人說的“Chinese Nation”。而今，中華政治共同體擁有14億人口，占地近千萬平方公里。

南亞面積不及中國之半（430萬平方公里），擁有近19億人口。約與秦始皇同時的“阿育王”時期或許有過南亞大一統(tǒng)，但僅延續(xù)了幾十年就消失無蹤，直到英國殖民統(tǒng)治才催生了政治共同體意識，并在20世紀中期分別建構了幾個獨立的政治共同體。13.5億人口的印度是當代世界的大型政治共同體，但只有300萬平方公里國土。

羅馬帝國延續(xù)400年以上，與漢朝幾乎同期同壽，極盛時轄500萬平方公里國土。但羅馬帝國與其說是牢固的政治共同體，不如說是軍事強權支撐的自治行省邦聯(lián)。一度輝煌的波斯帝國和阿拉伯帝國只有名義上的持久，里子是混亂的封建和族群相互蹂躪的脆弱。

俄羅斯政治共同體意識由蒙古金帳汗國的240年統(tǒng)治締造。莫斯科公國在15世紀末（1480年）靠擊敗蒙古統(tǒng)治而立，又用了240年從內陸小國變成了北冰洋、大西洋、太平洋的三洋大國。但俄國有廣土卻無眾民。而今的俄羅斯占地1700萬平方公里有余，卻只有1.4億多人口。日本在17世紀初的德川幕府時代實現(xiàn)了一統(tǒng)，但這個政治共同體的國土面積不到40萬平方公里，而今人口不及1.3億。

西方人自己認為，歐洲的政治共同體“nation”（基本含義是“國民”，并非國民/國土/政權的三位一體，西文迄今尚無這三者的統(tǒng)稱），最早只能上溯到17世紀中葉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1648年）。此前只有王公“領地”（kingdom），彼此經(jīng)常把領地當嫁妝相互贈送，一并贈送的是附庸于領地的民眾。

作為德意志政治共同體前身的“神圣羅馬帝國”延續(xù)了約九百年，卻不是政治共同體，而是數(shù)百塊王公領地的含糊統(tǒng)稱。而今歐洲最大的政治共同體是德國，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發(fā)表《共產(chǎn)黨宣言》二十余年后才建立的。馬克思認為“工人階級無祖國”、號召“全世界無產(chǎn)者聯(lián)合起來”。他沒想到，先進歐洲的工人階級居然緊密團結在各自的政治共同體里，彼此大打出手。馬克思去世僅三十來年，歐洲各國圍繞這新生國家連打了兩次“世界大戰(zhàn)”，打得血肉橫飛。自德國建立，“德國問題”成為世界問題，延續(xù)了百年。

歐洲與中國面積大致相同，有7億多人口，但“歐羅巴合眾國”（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或者“歐羅巴斯坦”，還是夢想。

而今西方最大的政治共同體是美國。美國與俄羅斯一樣是三洋大國，但國土面積與中國相同。美國有以歐洲移民為主體的3.3億人口，不及中國四分之一。這個西方最大政治共同體出現(xiàn)于18世紀末，到19世紀中葉大內戰(zhàn)后（1864年）才穩(wěn)定下來。

自西周以來，“大一統(tǒng)”本身就是中華政權“正當性”的來源。康熙年間選兩千余年來傳頌的佳文兩百余篇，編成《古文觀止》。其中包括先秦政論文《春王正月》。那是最早敘述政權正當性源于“大一統(tǒng)”的出色文章，千古傳頌至今。

在西方，政治共同體本身至今不是政權“合法性”來源。神圣的是“個人”自由權利，即“人權”。那里以個人自由權利為基礎構建了結社自由的社會權利，并以結黨自由為基礎構建了爭奪政權的政治權利。政權（state）不過是統(tǒng)治集團的工具，或“必要之惡”。

潘岳文章寫的是中華和歐洲非常血腥的那段歷史，但究其實質卻是首“大一統(tǒng)”贊美詩。

三、 大型政治共同體的生命

大一統(tǒng)就是中國，中國就是大一統(tǒng)。何以中華政治共同體形成得那么早，而且韌性強大到延續(xù)三千年至今？潘岳的文章刺激筆者歸納出一種粗略答案，由下述四種原因構成。

第一是社會平等。社會高下分層越含混、越不穩(wěn)定，大型政治共同體就越容易形成和穩(wěn)固。社會分層越清晰、越穩(wěn)定，大型政治共同體就越難形成和穩(wěn)固。

五千年前，各雅利安游牧部落用了千年時間陸續(xù)離開歐亞大陸的核心地帶，大部分在歐亞大陸邊緣的農(nóng)耕區(qū)定居。膚色較淺和有強烈神祇信仰的牧民征服了膚色較深和講求實際的農(nóng)民，形成了種姓制及奴隸制。奴隸制與征服戰(zhàn)爭的俘獲有密切關聯(lián)；而定居在非農(nóng)耕區(qū)的雅利安人就基本沒有奴隸可用，并無使用奴隸的習俗。南美洲印第安農(nóng)耕社會從未以奴隸為耕作為主體；建造最早埃及金字塔的也不是奴隸。日耳曼征服羅馬后，奴隸制變成了農(nóng)奴制和等級制，在商業(yè)及其后的制造業(yè)時代變成了階級制。但雅利安人在東亞農(nóng)耕區(qū)遭遇到地理上的遼闊戰(zhàn)略縱深和夏商時代人口眾多的農(nóng)耕部落及大型部落聯(lián)盟。沒有雅利安征服，也就沒有種姓、奴隸、等級、階級。中華有“四民分業(yè)”，但“百姓”平等，構成了“編戶齊民”的基本條件，也是“大一統(tǒng)”的基本條件。既然“百姓”平等，編戶齊民，就沒有歐式的“階級文化”。無論中華的建筑、還是文學、還是藝術，都無“貴族”專屬之類。早年的“五胡”被這社會平等吸引，最后滿清貴族入主中原，也被這社會平等吸引。納蘭性德隨父親納蘭明珠入關，是皇族貴胄，早逝于青年時代，居然就能以“納蘭詞”聞名傳世。自耕自食和牧童短笛的自由當然強于等級森嚴的軍旅文化。滿清貴族入關不久就與京城百姓一起撅著屁股在胡同里斗蛐蛐了；熬鷹狩獵的技藝也變成京城滿漢百姓一道提籠架鳥的習慣。平等的社會生活非常有魅力，是“華夏無外”甚至“天下無外”的原因，是凝聚大型政治共同體的基礎。

第二是官民相互依存。“民”不再分，甚至可以“編戶齊民”，政治共同體里就只剩下了“官、民”兩分。官民相互依存，則政治共同體穩(wěn)固、興旺，可以穩(wěn)固支撐較大規(guī)模。官只“代表”某個部分的民，大型政治共同體就難以形成和穩(wěn)固。小規(guī)模的“封建”排斥“大一統(tǒng)”，因為有壓抑“自由”的強力才可能應對清晰劃分和彼此矛盾的“民”。

圍繞“為什么需要政府，政府何以興衰”的重大疑問，政治學形成“元理論”。西方近代以來的答案是“契約”，民與民的“授權契約”衍生出民與官的“授權契約”。契約概念來自《圣經(jīng)》記述，其重點之一是上帝在埃及的西奈山上與猶太部落領袖摩西訂立“十誡”之約的記述。個人權利神圣，是從上帝給人“授權”概念來的。所謂政權的“合法性”即來自契約概念。中華沒有“神圣契約”概念，所以用政權的“正當性”而非“合法性”。“契約論”充滿了世俗農(nóng)耕人難以理解的神秘：誰給誰、在何時何地，怎樣“授權”，授了什么“權”？契約論顯然不是大型政治共同體的邏輯，不是國土、國民、政權三位一體的邏輯。與近代西方創(chuàng)造的“契約論”形成鮮明對照，中華三千年亙古不變的因果答案是“民本”：政權因民之整體福祉需要而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心”不是就一時一事民調而來的“民意”，而是百姓對政權的普遍“信任”。民心就是政權的“正當性”，所以“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科舉考試是選官制度，考試內容是“四書五經(jīng)”。開宗明義、四書五經(jīng)的第一本、第一頁、第一句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做官就要入心入腦地修習中華的家庭倫理道德，以百姓為自家至親，直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因此，民營私，官奉公；民傳子，官傳賢。于是，中華大一統(tǒng)是個同心圓狀的政治共同體，只要官以民為中心，民就以官為圓心。一旦官營私，“民本”變成“官本”，就“失民心者失天下”了。同心圓治亂興衰循環(huán)往復，“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取決于圓心的質量，取決于“官”的質量而非“民”的質量，就是中華史觀。

第三是紐帶的天然性。政治共同體越依賴人造意識形態(tài)凝聚，就越脆弱；而越依賴天然的民之所需凝聚，就越穩(wěn)固、耐久。

人可以造意識形態(tài)，當然也會造與之矛盾的意識形態(tài)，導致宗教和主義派別林立。強調宗教和主義，統(tǒng)一是暫時和脆弱的，政治共同體就傾向分裂甚至彼此刀兵相向。“天然紐帶”指的是育小養(yǎng)老的人類繁衍。家庭是為了育小養(yǎng)老，政治共同體的天然本質是育小養(yǎng)老的互助。無論古今中外，所有政治共同體都在育小養(yǎng)老上組織互助，即扶老攜幼、扶危濟困、守望相助。然而，世界上大多數(shù)政治共同體特別強調某種宗教和意識形態(tài)，也就普遍有脆弱和難以耐久的問題。與之對照，中華歷朝歷代都聲稱“本朝以孝治天下”。家庭倫理“孝悌”衍生出社會倫理“忠信”，社會倫理“忠信”又衍生出政治倫理“禮義廉恥”。中華農(nóng)耕人向往遙遠未來的“大同”，現(xiàn)實中卻既患寡亦患不均，腳踏實地追求全體國民的“小康”。繼承中華道統(tǒng)，中國共產(chǎn)黨而今如此表達自己的史觀：黨的百年奮斗史就是領導中華民族“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歷史；黨的奮斗目標是中國人民的美好生活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顯然在強調政治共同體組織育小養(yǎng)老互助的天然責任，而且繼承和延續(xù)了中華的治亂興衰史觀。

第四是生產(chǎn)方式的先進性。近代以來還出現(xiàn)了影響政治共同體大小強弱的第四大要素，即生產(chǎn)方式進步引發(fā)的財富形式變遷。

人類大約在七千年前開始有了“產(chǎn)業(yè)”，完成了馴化野生的牛羊豬和培育野生植物為小麥大麥和小米大米，還有中南美洲的玉米和薯類。種植和養(yǎng)殖財富就是“第一產(chǎn)業(yè)”。但僅在三百年前崛起了“第二產(chǎn)業(yè)”，制造的財富成為財富的主體。緊接著又在最近數(shù)十年崛起了“第三產(chǎn)業(yè)”，創(chuàng)造的無形財富變成財富的主體。財富主體是無形財富很可能長久不變，因為再無“第四產(chǎn)業(yè)”。這三百年的技術進步，從種植養(yǎng)殖財富到制造財富到創(chuàng)造無形財富，給了我們一個近代的新史觀——在治亂興衰的循環(huán)史觀里加入進步史觀成分。因為生產(chǎn)方式落后，中華大一統(tǒng)被擠壓成“挨打、挨餓、挨罵”的落后中國。

而今，財富主要是大腦“創(chuàng)造”出來的。一般而言，大一統(tǒng)受制于“官”，鮮能出現(xiàn)遍地創(chuàng)新局面。官傾向給創(chuàng)新者和創(chuàng)新機構“戴帽子”，以示官的政績。但少量帽子壓抑“自古英雄出少年”的規(guī)律，就沒有“人才輩出”。熱衷官定項目，熱衷評選“帽子人才”和教育科研機構的“評級”，創(chuàng)新人才和機構就越來越少，就不會有“遍地英雄下夕煙”，不會有創(chuàng)新型的中華民族。封建不如大一統(tǒng)，但穩(wěn)固的大一統(tǒng)，建成“創(chuàng)新型國家”，最優(yōu)邏輯是“寓封建之意于郡縣之中”。

四、 關于史觀的遐想

潘岳的文章贊美漢胡大融合，表達了他對中式大一統(tǒng)與西式封建的鮮明史觀立場。為澄清身在何處，我在此概括世上的五類史觀。

第一，歷史是單一神的杰作。占世界人口絕大多數(shù)的是基督徒和穆斯林。除了中國的主體族裔，宗教命定論是世界上其他各人類群體的深厚文化背景。一神論還是“歷史終結”論的源泉。

第二，歷史是循環(huán)的。“循環(huán)”的主體是人類政治共同體的興衰。西方自古希臘城邦開始有這種史觀，因為城邦壽命很短。中國也自古就有大一統(tǒng)治亂興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環(huán)史觀。

第三，歷史是進化的。七千年來只有第一產(chǎn)業(yè)，技術推動歷史進步的觀念是制造業(yè)時代的事，進步史觀是近代才誕生的。

第四，歷史是群體內部種姓、等級、階級、上中下利益集團彼此斗爭和重組的結果。這種進步史觀也是近代才有的，是隨生產(chǎn)方式進步而來的，卻是而今西方的主流史觀。

第五，歷史是政治共同體從小到大凝聚的結果。從眾多部落到城邦，從眾多城邦到國家，從眾多中小國到超級大國，或許還有從超級大國到未來的世界大同，體現(xiàn)為政治共同體之間優(yōu)勝劣汰的生存競爭和交流交融。這種史觀非常中國，秦漢時代就誕生了。

可以把上述五種史觀合并簡化為當今的兩大類史觀。

第一，人類歷史主要由技術進步和群體內部利益集團的斗爭推動。如此史觀催生了如下的“自由”價值觀：從群體中獨立解放的“個人自由”，到集團之間進行利益斗爭的“社會自由”，到集團爭奪控制政府權力的“政治自由”。這史觀強調“分”的社會價值，強調社會集團的強弱勝負是政治分析的基本單元。

第二，人類歷史主要由技術進步和政治共同體的治亂興衰競爭推動，比拼的是政治共同體的內聚力和適合先進技術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環(huán)境。如此史觀催生了“大家庭”價值觀：扶老攜幼、扶危濟困、守望相助、天下一家。這史觀強調“合”的社會價值，強調能團結內部社會的政治共同體本身是政治分析的基本單元。

正是在第二種史觀基礎上，筆者對潘岳的文章產(chǎn)生了強烈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