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3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內蒙古代表團審議時強調，“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是民族團結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要在各族干部群眾中深入開展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特別是要從青少年教育抓起，引導廣大干部群眾全面理解黨的民族政策，樹立正確的國家觀、歷史觀、民族觀、文化觀、宗教觀”。日前，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第一副院長潘岳同志為該院“中西文明互鑒叢書”第三冊《中國五胡入華與歐洲蠻族入侵》一書作序，講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各族人民出于文化認同而融合成命運共同體并重建大一統國家的故事，解析了日耳曼蠻族入侵羅馬后卻無法再造統一歐洲的原因，澄清了西方中心主義對我國民族宗教政策誤解之源。特發該文，以饗讀者。

公元300—600年間，中國與羅馬再次面臨相似的歷史境遇，同時面臨中央政權衰落，同時遭遇周邊族群大規模沖擊。

在中國，是匈奴、鮮卑、羯、氐、羌五大胡人族群紛紛南下，建起了眾多政權。在羅馬，是西哥特、東哥特、汪達爾、勃艮第、法蘭克、倫巴第等日耳曼部落潮水般地一波波入侵，建起了一個個“蠻族王國”(barbarian kingdoms)。

相似的歷史軌跡卻產生完全不同的結果。

中國五胡十多個政權中，先有氐族的前秦，后有拓跋鮮卑的北魏統一了整個北方，雖屢經紛爭與分裂，最后還是實現了內部整合，并融合了曾經代表正統的南朝，繼承了秦漢中央集權超大規模國家形態，奠基了融合胡漢的隋唐大一統王朝。

歐洲各大蠻族王國幾百年征伐中，盡管有個別王國如法蘭克曾一度實現了西歐基本統一，最有希望繼承西羅馬帝國衣缽。但由于內在分治的邏輯，最終還是分裂成一個個封建國家，全靠“普世教會”作為精神統一的力量勉力維系。

這個歷史岔口，再次體現了中國和西方從族群觀念到政治制度的不同道路。其中的文明邏輯最為關鍵。

五胡入華

南遷之戰

中國與羅馬的命運，因公元89年燕然山的一場戰役而改變。

經此一戰，北匈奴西遷歐洲，成為后來日耳曼各部落侵入羅馬疆界的重要推手1；南匈奴南下中原，開啟了五胡入華的先聲。

2017年，中蒙考古學家發現了班固為漢朝徹底擊敗匈奴而作的《燕然山銘》。有大漢情結之人常因“燕然勒碑”而歡呼“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但真實歷史是，南匈奴單于首先偵測到北匈奴的內部動亂，主動向漢朝建議出兵2。竇憲率領的4.6萬騎兵里，3萬是南匈奴人，剩下的1.6萬中還有一半是羌人3。可以說，是漢朝率領南向中原的游牧族群共同迫使北匈奴西遷的。

這一幕，后世也屢屢重現。國際突厥學者列為始祖文物的《闕特勤石碑》的突厥文一面上，突厥可汗哀傷抱怨：為什么回紇要與唐朝合作而圍攻自己，為什么草原族群總是要遷徙到中原去生活。4

這是游牧社會不團結嗎？不是。從地理氣候上說，每當草原寒潮來臨時，北方的游牧族群都會向南遷徙。從資源稟賦上說，草原地區所能承載的人口只是農耕地區的十分之一，游牧族群必須從中原獲取糧食、茶葉、絲麻織品以維持生存和開展貿易。中原對周邊族群強大的吸引力之一是先進的農業和手工業5。與更北的族群愿意向西發展不同，漠南族群更想與中原融合。他們與中原共享著北中國經濟交通網絡，更容易在荒年獲得糧食，更容易以低廉成本進行貿易，從而多次形成經濟社會共同體。久而久之，從地理到經濟，從民俗到語言，從文化到制度，1500年后，一個囊括東北亞的政治共同體最終形成。

燕然山之戰后，南匈奴深入漢土，在北方邊郡游牧生息。由于漢朝懷柔遠人的政策，他們不繳稅賦，但要接受郡縣制的人口管理6。今天在寧夏、青海、內蒙古、陜西、山西發現南匈奴墓地，既有漢式墓穴，又有草原的頭蹄葬，青海還出土了受封匈奴首領的“漢匈奴歸義親漢長”的駱鈕銅印7，胡漢文化彼此交融。南匈奴南下前后，內遷的還有西北的氐羌、東北的鮮卑、漠北的羯人。三國后期由于中原人口劇減，魏晉不斷“招撫五胡”。百年間，內遷的五胡約數百萬人，其中，匈奴70萬，羌人80萬，氐人100萬，鮮卑250萬。8 西晉“八王之亂”后，北方總人口1500萬，漢人只占三分之一。有人誤以為“漢化”就是“同化”，是“大族群”靠著人口數量的絕對優勢改變“小族群”的生活方式。9 但真實歷史是，北方五胡族群不僅軍事占優勢，人口數量也占優勢10，完全可以按照老習慣“牧馬中原”，完全可以“胡化”漢人，但他們卻主動選擇了一條“漢化之路”。

漢化之路

漢化之路，由南匈奴開啟。

五胡中第一個建立王朝并滅亡西晉的，是南匈奴人劉淵。他是南匈奴羌渠單于之曾孫，因漢匈和親而改為劉姓。作為貴族子弟，劉淵曾在晉朝宮廷中游學，他讀《毛詩》與《尚書》，學《史記》與《漢書》，最愛《左傳》和《孫吳兵法》。他割據山西稱帝，卻并不想恢復匈奴的北方故業，而非要以“漢”為國號統一天下。為此，他自稱是劉邦、劉秀、劉備之后，為了說明“漢代之甥”與“兄亡弟繼”的合法性，他竟將“扶不起的阿斗”劉禪也設個牌位祭拜起來。

但劉淵的政權并未延續，被羯人石勒所滅。羯人“高鼻多須”，屬于塞種人，曾依附匈奴為“別部”“雜胡”。石勒的出身與劉淵不同。劉淵是游牧貴族，混跡于宮廷；石勒是雇農奴隸，流浪于民間。但石勒也一樣喜愛漢文化。他不識字，卻“雅好文學”，愛聽人給他念《漢書》。太子石弘受他安排而完全變成了儒生。但石勒也沒有成功，統一北方的基業被殘暴的后代敗光。從后趙的廢墟里，又誕生出了慕容鮮卑的前燕和氐人的前秦。

五胡中第一個統一北方的是前秦苻堅。前秦發家于秦之關中故地，領土一度“東極滄海，西并龜茲，南包襄陽，北盡沙漠”。但沒幾年，就因倉促伐晉而敗亡。在前秦的“殘軀”上，分化出羌人姚氏的后秦、慕容鮮卑的后燕、匈奴赫連的大夏。

混戰中，拓跋鮮卑從蒙古草原一路打來，力破群雄，定國號為魏。經過三代人勵精圖治，終于統一北方百余年。北魏隨后分別演變成了北周和北齊，再由北周統一北方并開出了一統天下的隋唐。

前秦與北魏，這兩個最接近一統天下的政權，漢化程度最高，漢化態度也最堅決。

苻堅生于世代好酒的氐人家族，是戎馬倥傯的豪雄，卻自小熟讀經史。即位后最重文教，每月親臨太學，考問諸生經義。他的目標，是道德上要不墜“周孔微言”(周公孔子)，實踐上要超越“漢之二武”(漢武光武)。他打服西域，卻送回汗血寶馬，要顯得比“為馬打大宛”的漢武更高一籌。他一邊打東晉，一邊在朝廷里為東晉君臣留好位置修好府第，要模仿“興滅繼絕”的周政。他俘虜了慕容鮮卑卻不肯殺，安排慕容暐與慕容垂君臣入朝為官。無數人勸他消除隱患，他卻非要樹立以德服人的榜樣11。他剛在淝水戰敗，鮮卑豪杰們果然造反，建立后燕和西燕。苻堅對“仁義”的偏執程度，曾被譏諷成“不肯半渡而擊”的宋襄公。

有人說前秦亡于“過于漢化”，但之后的拓跋北魏統一北方后，卻比前秦更加徹底地推行“漢化”。道武帝拓跋珪說“為國之道，文武兼用”。太武帝拓跋燾大量重用漢人士族，把河西學者遷到首都，鮮卑子弟都得跟著學儒典，“于是人多砥尚，儒學轉興”。孝文帝拓跋宏更是“體制性漢化”。他遷都洛陽，仿照兩晉南朝官制；命令鮮卑人定門第、改漢姓、說漢語；自己帶頭并讓弟弟們和漢人士族通婚。

有史家認為，北魏之所以能統一北方，演化出的北周與隋朝之所以能統一全國，是因為他們“改漢俗行漢禮”。不盡然。因為天然習漢俗行漢禮的南朝并沒能統一天下。北魏成功的最重要原因，是進行了大一統精神的政制改革，再造了秦漢儒法國家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