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探索是清苦且漫長的，需要科技人員在安靜的環境里潛心研究，以十年磨一劍的精神，實現關鍵核心領域的不斷突破。院士，正是科技金字塔尖的人，他們的舉動，對廣大的科技工作者有著強烈的示范作用。

這是李健從院士稱號這個角度提出建議的本心，他特別希望能采取更有效的改革，讓院士稱號真正回歸，引導科技工作者朝正確的方向努力。

“小時候，我常去芷江機場游玩、勞動，后來才漸漸懂得這座機場在抗戰史上的重大意義。”李健的出生地湖南芷江因受降地而聞名，愛國主義氛圍濃厚。

對于李健來說，大國遠景，也從來沒有這么近地出現在眼前。但要真正實現，又需要所有人承擔各自的責任。

“經濟”根據地：有點呆，特別靈

猶記得那年在去調研的航班上，李健委員竟然開心地主動聊到買衣服的話題。眼看著這位穿著中規中矩、風格偏于內斂的男委員，還有一套自己的買衣心得，這讓當時的我既忍俊不禁，又心生好奇。

這種好奇，并不是我一個人才有。后來，另外一個記者在對李健的報道中這樣寫道——

“采訪時，李健不經意間整了整自己西裝里面的襯衣，想起了某品牌。因為工作關系要經常穿襯衣，李健買過各種各樣的襯衣，最后留意到了該品牌，‘這個品牌的男士襯衣，之前穿著我就納悶，人家的襯衣領子袖口為什么怎么穿都是筆挺的，還耐磨耐洗？’”

“后來有一次看新聞，李健才知道，這品牌為了做好襯衫，請到了鉆研襯衫30年的吉國武。這位日本的‘襯衫大師’知道襯衫的許多秘密：比如，在襯衫領子下加個半襯，能讓領口挺括；在袖口掐出6個褶皺，可以貼合手臂；襯衫的版型不同，嵌條也不相同；針腳越密，襯衫的質感越高級等等。”

生活中處處可琢磨。學者的探究意識投射到實用的生活經驗。

后來聽到別的委員說起，李健很有理財頭腦，話語間后悔沒有聽他的意見，錯失了一次“發財”良機。我更加按捺不住好奇心，直接問李健：“為什么這么會理財？”

“呵呵！”樸實的笑聲之后，李健說起了自己的專業。

原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侗族青年李健從湖南邊城芷江，一路考到首都北京，成為中國人民大學的一名經濟學博士。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他師從著名經濟學家李悅教授。“我們李老師還有個很出名的學生，叫劉鶴。”李健的治學態度和敬業精神以及學術立場、思維方式的形成，深受導師的影響。

身處工科院校，李健所在的經濟學科被統收入“人文與社會科學”這個“大口袋”里。而在工科院校里，相應的文科歸在一起，統稱為人文與社會科學，它既包含人文學科，也包含社會學科。國際上，這樣的學科設置也很常見。

李健舉例講解著，“你看麻省理工學院這樣的工科院校，它也有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當中的經濟學科，在全美排名前三。”

李健在課堂上，從經濟這個“根據地”出發，通過學者研究的方式，教育學生不僅觀察當下，更眺望更長遠的前景：“要關心國家大事，需要認真地看文件，在文件中找到發展的方向。”

在上世紀50年代，美國通用汽車公司是全球市值排名第一的大企業。當時，沃爾瑪還只是一個小的連鎖商店。“現在呢？”李健告訴記者，今日的通用汽車公司早已風光不再，而沃爾瑪后來者居上，躋身為全球最大的公司之一。

今天，機遇仍在不斷輪轉。“那些年，大家都往百貨公司跑。現在，電子商務崛起了，傳統商業無可奈何地走向沒落。”從經濟學的案例當中，李健看到：“產業的機會是不斷輪換的。”

知識分子品性：很平淡，卻濃烈

跟李健約過幾次稿，屢屢被他婉拒，理由很簡單，“我們學者看東西，第一眼看見的是不足。”

這樣的人往往是掃興的，尤其當大多數人群情激昂時，李健往往不合時宜地“澆”上一“盆”批判的冷靜。

而知識分子都有著相似的思維和品性。大多數人都在為中國抗疫成功興奮驕傲時，作為知識分子的王辰作出了冷靜的判斷：“我國的抗疫戰，贏的是社會組織的仗，而非科技仗。”

對這位曾在疫情一線戰斗過的王辰常委，李健表達著他的認同：“科技方面，我們還是要有突破性的創新。解決從未遇到過的新問題，必須得開拓新的方法。”

冷靜跟悲觀是方向不同的兩個詞。面對當前疫情帶來的危機，李健又有著充沛的信心：“大的危機常常是大的機遇！”以企業的浮沉為例，2003年的非典之后，就涌現了京東、淘寶和騰訊等一批新型企業。

那么未來呢？

李健預言：“這次疫情一定會催生一批偉大的企業。”

往往越嚴謹冷靜的表達，越不容易被人關注到。這也讓李健屢屢懷疑起自己的表達方式。“可說話不能不嚴謹吧？不嚴謹是有漏洞的。”

好在嚴謹深刻的品質，在政協這個政治組織當中，有著廣泛的認可度。

2020年，全國政協評選2019年度55件好提案，就有李健的《關于設置“四級三類”學位體系，推動多樣化人才培養的提案》。

這條呼吁給大專生要“名分”的新聞，迅速登頂網絡熱搜榜首，引發熱議。

有網友認為，增設“副學士”學位有利于提升高等職業教育的吸引力；也有質疑者表示，只給一個“名分”并不能改變現狀。

接踵而至的討論與質疑聲背后，是規模數以百萬計的高職高專生。

當前，中國已建成世界規模最大高等教育體系。“為什么制造業還這么缺人才？為什么我們的技術創新還是嚴重不足？”這個問題深深困擾著李健。

經過查閱資料、走訪調研，李健認識到高端制造領域的一個現狀，“大量生產的細節需要依賴勞動者的技藝完成。我國職業技術教育遠遠落后于產業發展，這就需要從人才培養模式入手，作出較大變革。”

如果把職業教育改革比喻成“萬里長征”，增設“副學士”最多只是邁出了第一步。

關于后續工作，李健還有著系統思考，“要為學校和學生設立相應的標準。只有辦得好的學校才能夠授予學位，也只有學習學得好的學生才能夠獲得學位。”一直在教學崗位的李健相信：這樣的激勵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推動學校辦好教育，也能鼓勵學生努力學習。

從事教育，算是李健對父業的一種繼承。李健父親曾在安江農校工作，與我國著名“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是同事。李健出生的1964年，也是袁隆平開始從事雜交水稻研究的年份。種種巧合，又成為李健踏足并深耕教育領域的必然選擇。

育人者，必先育己。李健是淡淡的，即便說到激動處，聲調也不會過高，語氣也不會太激烈，總比別的人冷靜幾分。

在平淡和冷靜背后，我能讀出知識分子特有的濃烈，那里有對祖國的熱愛，和希冀祖國強大的熱盼。

任時光荏苒，有這濃烈，仍是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