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學術筆談】    

作者：劉守英（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中國人民大學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教授）

本期主持：劉守英（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 本期主題：新時代的農業與農村

主持人語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沒有農業農村現代化，就沒有整個國家現代化。在現代化進程中，如何處理好工農關系、城鄉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現代化的成敗”。新時代，“三農”工作必須圍繞農業農村現代化這個總目標來推進。中央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根本目的就是要真正促進農業農村現代化。

鄉村振興是全局性、歷史性的任務，全局性是指它與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緊密相連，歷史性是指這一任務具有長期性。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要注意處理好“長期目標和短期目標的關系”“頂層設計和基層探索的關系”“充分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關系”“增強群眾獲得感和適應發展階段的關系”，就是由于鄉村振興是個長期的過程，是與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相匹配的過程，需要各方面充分、良好的配合，才能最終實現。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為了對新時代的“三農”問題有一個較為全面的認識，深入了解鄉村振興及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相關議題，我們組織撰寫了三篇文章，從我國農業現代化的歷程、三權分置改革的重要性、農村脫貧的重大意義三個方面，提供了認識新時代“三農”問題的三個視角，以期為“三農”領域的研究做出有益的總結與探索。

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伴隨國家的現代化進程，農業現代化取得重大進展。當前，伴隨著經濟發展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農業發展也面臨著重要的機遇與挑戰。

新中國農業發展進程

從新中國成立到20世紀70年代末，是在農村集體所有制制度下探索農業現代化的階段。為了推進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國家在農村實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農產品統購統銷和農業戶籍制度。由于耕地面積不斷下降，農村人口快速增長且絕大多數集中在農業部門，農村人地關系日趨緊張，人地比率從1949年的3.92畝/人下降到1978年的2.23畝/人。得益于作物新品種、施肥等現代技術的引入和加速采用，復種指數增加和播種面積擴大，使得土地的生產率不斷提高，糧食單產從1950年的1.16噸/公頃提高到1978年的2.53噸/公頃。但是，農業勞動生產率在此期間是處于停滯甚至下降的狀態的，1952—1957年間，農業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速度僅為1.66%，1957—1978年間，農業勞動生產率甚至以每年0.2%的速度負增長。因此，雖然這一階段的農業支持了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但農業結構單一，農民生活較為貧困。

20世紀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農村改革與結構變革主導的農業現代化階段。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確立與制度化，使農戶成為農業發展的主人。農村制度改革促進了農業的快速增長，1984年糧食單產比1978年增長了42.8%，年均增長5.8%。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農村經濟結構變革加速，鄉鎮企業發展成為吸納農業剩余勞動力、緩解農村人地關系的主力，農業從業者相對比例從1978年的92.9%下降到1992年的77.7%。但是，由于鄉村工業化下農村勞動力離土不離鄉的制約，農村人地關系沒有得到實質性的緩解，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緩慢。

20世紀90年代初至2010年前后，是農民離土出村的農業現代化階段。農村土地流轉市場開始發展，化肥、農藥、農用塑料薄膜等農業投入的持續增加，推動了土地生產率的穩步提高，農村改革及農村勞動力跨區域轉移，導致農業勞動力從業者不斷減少，農作物用工成本上升，機械化投入大幅度增加，農業勞動生產率快速提升。2000—2012年間，農業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5.46%，農業人均產值年增長率高達14.11%，同期的畝均產量年增長率為1.73%，表明農業現代化正在朝著提高勞動生產率為主的模式轉變。

當前農業發展處于歷史轉型期

2009年，中國第一產業占三次產業的比重首次下降到10%以下，2014年第一產業勞動力占比開始低于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勞動力占比，農業現代化在2010年前后進入一個轉折期，農業的內涵和功能都發生了變化，農業發展模式從滿足溫飽為主、提高土地生產率為主，轉向顯化鄉村價值、提高農村勞動生產率為主。農業發展表現出明顯的轉型特征。

表現之一，是農民的代際分化。隨著農民外出從事非農就業成為常態，農戶非農收入份額上升，農地的經濟重要性下降，農村家庭內部分工分業穩定，“農二代”與“農一代”的代際分化明顯。2018年，外出農民工平均年齡為35.2歲，新生代農民工中，“80后”占50.4%、“90后”占43.2%、“00后”占6.4%，進城農民工中購買住房的占19%，義務教育階段隨遷兒童在校率98.9%，38%的進城農民工認為自己是所居住城鎮的“本地人”。“農二代”對鄉土的觀念發生改變，呈現出離土、離農、務工、留城的趨勢。

表現之二，是土地市場發展與規模化經營蓄勢待發。土地流轉成為農業經營者擴展經營規模的重要方式。2003年，東、中、西部地區的土地流轉率分別為9%、11.6%和3.86%；到2013年，三大地區農地流轉率分別達到26%、31%和20%；2018年，全國家庭承包耕地流轉面積高達5.39億畝，是2010年的2.88倍；2016年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結果顯示，耕地規模化耕種面積占全部實際耕地耕種面積的比重為28.6%，規模農業經營戶農業生產經營人員為1289萬人。

表現之三，是農業經營主體的多元化。在耕地流轉流入主體中，流入專業合作社和企業的比例，分別由2010年的11.9%、8.08%上升到2016年的21.6%和9.67%。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大量涌現，截止到2018年底，全國共有家庭農場60萬家，比2013年增長了4倍多；在工商部門登記注冊的農民合作社217萬個，各類返鄉下鄉創業人員累計達780萬人。盡管農戶仍是主要的農業經營者，農業經營主體已經開始向多元化經營方向發展，他們在應用新技術、增加農業生產投入、開拓新市場、融入現代農業產業鏈等方面，表現出不同于傳統小農的新態勢。

表現之四，是農業發展的動能發生了轉變。農業機械為代表的現代要素投入，逐漸替代了農業勞動力等傳統要素的投入，成為農業發展的新動能。2018年，全國農業機械總動力達到10.0億千瓦，主要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超過67%，農業生產方式轉為以機械作業為主和要素匹配階段。農業科技進步在農業生產過程、農業資源配置以及農產品復雜化、專業化中的貢獻顯著。2018年，我國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已達到58.3%。

加快農業的現代化發展

在農業發展的新的階段，我們需要重新定義農業。未來中國農業要實現根本轉型，也必須重新認識和定義農業。不能簡單地將農業定義為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服務者和居于從屬地位的產業。農業生產是以土地為載體，與有生命的動植物打交道的完整的自然再生產過程。只要是與土地結合、與有生命的動植物打交道、在自然狀態下進行的再生產過程和創造過程，都是農業的范疇。對農業內涵的拓展，可以為未來鄉村的空間發展和經濟活動的多樣化打下基礎，促進農業功能從單一的糧食農業向健康、特色、生態、休閑、文化、歷史、教育等方向發展，成為多功能、復合型的農業。

在農業發展的新的階段，需要重新界定農業的基礎地位和作用。應告別以農業占GDP的份額來看待農業重要程度的傳統，農業的基礎地位和作用應主要表現為：一是農業產出品具有不可替代性，國家對農業的支持就是對基本民生的基礎保障；二是農業對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重要性在相當長時期不會減弱，農業提供食物安全的重要性將不斷增強；三是農業的功能將不斷延伸，從生產向生活和生態功能不斷擴展，對人類生活品質的重要性不斷上升；四是農業供給質量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重要性和地位舉足輕重，農業供給實現從低復雜度向高復雜度的轉變，是農業領域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

在農業發展的新的階段，需要為農業轉型提供進一步的制度供給。堅定不移地推進農地三權分置改革，明確農地集體所有權，保障集體成員農地承包權，賦予耕作者穩定的農地經營權，建立現代農業發展的農地權利基礎；建立現代農業經營制度，提升農戶人力資本和農業經營能力，培育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服務主體，促進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的有機銜接，構建企業—合作社—農戶契約結構，促進農業發展方式轉變；以服務規模化、區域產業規模化、市場專業化為紐帶，促進農業分工效率的提高，探索農業規模報酬實現方式。

在農業發展的新的階段，需要通過農業工業化提高農業的回報率。農業轉型突圍的關鍵，是找到鄉村產業突圍的出路，建立強大的農業。筆者認為，鄉村產業發展的唯一路徑是農業工業化，其本質在于各種生產要素的有效組合，以及生產要素組合方式連續發生由低級到高級的突破性變化，由此帶來農業產業生產效率提高，實現規模報酬遞增。其要義是，通過土地配置制度改革、資本下鄉、城鄉人力對流和鄉村資源產權制度改革，促進各種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使農業從業者的收入不再低于城市其他行業、甚至更高，促進農業多功能化和農業產業的融合與裂變，探索農業工業化的路徑，迎接農業產業革命的到來。

在農業發展的新的階段，需要通過城鄉融合進一步激發鄉村活力。鄉村活，農業才能強。城鄉融合是鄉村活化和農業產業發展的關鍵，其路徑是要促進城鄉之間從“通”到“融”再到“合”。“通”即把阻隔城鄉之間的“墻”拆掉，拔除制約鄉村活力與農業發展的制度和政策壁壘；“融”就是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既包括鄉村要素向城市的流動，也包括城市要素回到鄉村；“合”就是城市和鄉村共同發展，共同繁榮，彼此需要，城鄉兩個文明共生。城鄉融合的目標是，兩個空間各司其職，城市有城市的功能，鄉村有鄉村的功能。體制創新是實現城鄉融合的關鍵，核心在于城市向鄉村開放，鄉村向城市開放。

《光明日報》（ 2020年07月14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