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并天下，雖完成于公元前232-221年的秦王政時代，但奠定統一壓倒優勢的，是五十年前的昭襄王中期（前269-262）。當時齊楚兩大國戰敗衰落，只剩下趙國勉力獨支。秦采取“遠交近攻”戰略，準備全力突破趙國。這是秦國征服天下的最后一道關口，同時也是六國聯手抗秦的最后機會。

戰國志士謀臣們因此分成兩大派。函谷關內的秦國，活躍著法家與縱橫家。函谷關外的六國，活躍著儒家、道家、兵家、陰陽家、刑名家。齊國的稷下學宮是東方六國知識分子的聚集地，相當于古希臘柏拉圖學院。從商鞅變法開始的100年里，這里一直是與秦國對峙的另一個精神世界。

稷下學宮早期由陰陽家主導，孟子游齊后，儒家漸成主導。到后期，戰國時代最后一個儒家大師荀子，成為學宮的祭酒。一干就是三任，是謂東方世界的精神領袖。

荀子

然而，這樣一位儒學大師，卻突然去了遵行法家的秦國。

公元前269至262年之間，60多歲的荀子，一邊觀察一邊記錄，穿過秦國座座鄉邑城鎮，一路走入了都城咸陽。

秦相問他：你來秦國，印象怎么樣？

荀子回答：秦的百姓淳樸，不追求聲色犬馬，尊重官府，像古代的人民。秦的基層小吏忠誠勤儉，辦事盡心，不偷奸耍滑、像古代的官吏。秦都城的高級官員，出了家門就是官府，沒有私事，不搞朋黨，賢明而有公心，像古代的士大夫。秦的朝廷，處理政事速度極快，沒有積存的事務，像古代的朝廷。

在儒家的話語體系中，“古之治”就是古代圣王的治理，是儒家努力的最高目標。對秦政如此高的評價竟出自儒家大師之口。如果不是兩千幾百年后出土的秦簡，荀子這段話會被打成巨偽。

從睡虎地秦簡、岳麓秦簡到里耶秦簡，隨處可見秦政權從上到下嚴格的責任追究制度。一道文書最終發現有錯，過手文書每一個環節的官吏都要負責。各鄉養牛要定期比賽，排名末尾的鄉官要被流放到遠方工作。行政出了差錯，主官要拿出自己的真金白銀賠償公家。斷案判罰不公平，審判者會被臉上刺字罰為刑徒。秦法對行政環節設計之精密，對官僚制度約束之嚴格，歷代王朝居首。

相反，同一時間，荀子對稷下學宮所在地齊國的政治評價則是，“女主亂之宮，詐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眾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為俗”。齊國是奉行儒家的大國，思孟學派主要在齊國傳承，但用儒家理想操作出的政治現實卻走了樣。

荀子總結道，秦國走到今天，不是幸運，而是必然。“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作為稷下學宮的主持者，說出這樣的話，不僅是對六國政治立場的背叛，更是對儒家的背叛。

但荀子還說了一句更重要的話。“盡管秦國具有如此多的優勢集于一身，卻憂患不可勝數，遠遠沒能達到‘王者’的境界，原因是因為缺‘儒’”。

怎樣才算是“有儒”呢？

荀子回答，“節威反文，用端誠信全之君子治天下，因與之參國政、正是非、治曲直。”秦制以吏為師，荀子卻希望用君子治天下。這是后世“王權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之雛形。

荀子認為，只要秦國補上了這一點，統一天下方可持久。“若是，則雖為之筑明堂于塞外而朝諸侯，殆可矣。”

他認識到，儒家雖然有著統一的道德秩序，但沒有建立統一的治理體系。法家雖然能建立統一的治理體系，卻在精神道義上有著極大缺陷。如果秦國的法家制度，加上儒家的賢能政治與信義仁愛，才能成為未來天下正道。

秦昭王沒有理會。荀子返回東方。

幾年以后，荀子的話通過一場大仗得到了印證。長平之戰，戰國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戰爭。秦國在趙軍投降后，背信坑殺了40萬趙軍。即便在血流成河的戰國，這也突破了道義的底線。

秦國從來靠現實主義與功利主義取天下，又豈會用仁義道德自縛手腳。

長平之戰后，荀子極度痛苦，他放棄了政治，不再周游列國，遷到了齊楚交界的蘭陵，從此著書立說、教學授徒。

他教出兩個大有名氣的學生，一個是韓非，一個是李斯。一個是法家理論的集大成者，一個是法家實踐的設計者。諷刺的是，他們不是被商鞅法家學派教出來的，卻是被儒家教出來的，體現了荀子兼容復雜思想的底色。

孟子主張人性本善，而荀子卻主張“人性本惡”，所以只能用嚴刑峻法，這符合法家學說。

儒家的“天”是懲惡揚善的義理之天，而荀子的“天”卻無所謂善惡——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所以，世人才可以“制天命而用之”，這是中國最早的唯物主義。

儒家崇尚王道，鄙視霸道。而荀子認為雖然王道最佳，但霸道在亂世中也很有用，應該王霸兼用。

儒家只談義不談利。荀子卻要“義利兼顧”。他認為，義與利是人類兩大并列天性。再高尚的制度也不能消滅人的圖利之心，而再黑暗的現實也不能泯滅人的求義之心。應同時發揮兩者作用。

儒家崇尚禮治，而荀子崇尚禮法兼治。禮不是典章禮節，而是以“度量分配”厘定各自的本分和責任，其中蘊含著法家原則。

儒家崇尚法先王，而荀子認為應該法后王。這給后來的王安石、張居正們的改革以精神底氣。

只有這樣對立統一的思想體系，才能教出李斯與韓非。

荀子這個看似難以調和的矛盾體，是因為處于大亂之世。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孟子生活的戰國中期，最大的戰爭死亡不過十萬（艾陵之戰與馬陵之戰），而且幾十年才發生一次。但荀子生活的戰國末期，死亡十萬的戰爭幾乎年年發生。死亡幾十萬的大戰二十年之內就發生了三次（五國伐齊、白起伐楚、長平之戰）。在這樣超大規模的人道主義災難中，沒有力量的道義和沒有道義的力量，都不能回答眼前的現實。他必須要找到一條新路。

公元前247年，秦徹底突破三晉，斬斷六國合縱之腰。這一年，李斯學成入秦，開始了政治生涯。

李斯

聽到這個消息，年屆80的荀子非但沒有高興，反而絕食了。“李斯入秦，孫卿為之不食”。絕食也沒用，另一個弟子韓非緊隨其后也應召入秦。前所未見的輝煌大一統王朝正在展開，年輕士子豈能抗拒創造新世界的誘惑。

李斯韓非入秦后，極大地加速了秦的統一戰爭。韓非將法家理論發展到極致，囊括了法、術、勢等三大流派，秦始皇深為服膺。李斯則設計了法家的全部政策體系。“焚書坑儒”就是他建議的。

他們都忘記了，自己的老師荀子雖然肯定法家手段，卻始終堅持著儒家價值觀——比如忠義孝悌的倫理；比如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的士大夫精神；比如政治以王道為根本，用兵以仁義為優先。這個“仁”的精神，與孔孟并無二致。在法家和儒家之間，如何執其中道，很難把握。真理往往在于度。單純承襲他學說的某個方面都不對。

韓非入秦后，死于和李斯的政治斗爭。他寫出了法家的一切權術，卻不懂基本權爭技巧。李斯精通權斗，卻斗不過宦官，死前哀嘆東門黃犬而不可得。純粹的權力政治，一定會按照它本身的邏輯來得快去得快而變幻無常。

 韓非

韓非李斯死后沒多少年，他們設計的帝國迅速崩塌了。秦征服的土地和人民并沒有實現與秦的內心融合。他們忘記了老師早就說過，只用暴力，可以兼并，但不能凝聚。凝聚，還要有人心。“兼并易能也，唯堅凝之難也。能并之而不能凝，則必奪。不能并之又不能凝其有，則必亡。得之則凝，兼并無強”。秦朝晚期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2013年出土的湖南益陽兔子山竹簡中的“秦二世元年詔令”，已明確提出不要再對老百姓加以徭役（“勿以徭賦擾黔首”）。可惜出臺晚了。半年之后，陳勝吳廣在大澤鄉揭竿而起。

法家與儒家，哪一個都不能少。如果沒有法家，儒家不能完成結構化和組織化，無法實現對基層社會的動員，無法在大爭之世自我強化。但如果沒有儒家，法家將變成僵化的制度，其威權體系只是完全標準化、垂直化、同質化的執行體系，而儒家則有靈活的、本土的、包容性的調節空間。

何況荀學并非只有儒法，而是戰國思想的集大成者。《史記》言荀子之思想乃是總結儒、墨、道家各自的成功失敗匯聚而成——“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以卒”。他批判墨家不懂得建設國家秩序，但吸收其“兼愛”思想，并發展成“天下政治”的無私原則。他批判道家只通天命不通人事，但吸收了其非人格、無善惡的天命觀，發展出“制天命而用之”的樸素唯物主義思想。他批判黃老學派的“有詘而無信”，但吸收了其經濟思想，肯定了商業對于國家的價值。他將孔孟追求的“純粹”儒家，變成為駁雜宏闊的“大儒家”。現在看來，百家爭鳴到百家兼容，唯有荀子做到了。

“極高明而道中庸”。荀子對于“中道”的定義，比傳統儒家更注重實際。他認為，中道的標準只在有益于事理，不必遵從于某種特定教條。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實事求是”。“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無益于理者廢之，夫是之為中事。凡知說，有益于理者為之，無益于理者舍之，為中說。事行失中謂之奸道。”建立于實事求是基礎上的中道精神，使中華文明最善于包容完全相反的矛盾體，最善于結合看似不可能的矛盾體，最善于使一切“非此即彼”的事物在中華大地上和諧共生綿延不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