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國和西方又一次站在理解彼此的十字路口。

現代文明中蘊含著古典文明的精神基因。歐美和古希臘古羅馬文明；伊斯蘭世界和阿拉伯文明；伊朗與波斯文明；俄羅斯和東正教文明；以色列和猶太文明。種種關系連著種種基因演化成種種道路。

現代歐美文明認為自己的政治秩序，是融合古希臘文明、古羅馬文明、基督教文明和工業文明的精髓為一體。其中，古希臘文明是源中之源。現代中國的道路，建立在中華文明的遺產之上。中華文明的穩固形態確立于秦漢，演變之關鍵處在戰國。

從公元前五世紀到三世紀，戰國與古希臘面臨著相似的歷史境地。都陷入了內部極度戰亂；戰亂中都出現了統一運動；統一運動的積極力量都不是核心圈國家，而是軍事強大的邊緣國家；大批知識分子為統一運動上下奔走，提出了大量哲學、政治、道德命題。

而統一運動的結果不同。希臘形成了亞歷山大帝國，僅7年即分裂，其后三大繼承者王國內斗100年，被羅馬逐一兼并。戰國形成了大一統秦王朝，雖14年后崩潰，但很快就再次興起了大一統漢王朝。秦漢制度被歷代王朝所繼承，整整延續2000余年。

相似的歷史條件下為什么會形成不同的結果，我們通過同時期幾個思想家的命運來探索答案。

1975年12月，在湖北的偏僻小縣城云夢，發生了一件對中國史學意義深遠之事——修建水利工程的農民在一塊叫做“睡虎地”的農田里，挖出了一座秦國小官的墓。墓主人尸骨之下枕滿竹簡，竹簡上書滿秦法。這就是著名的《睡虎地秦簡》。

《睡虎地秦簡》

出人意料的是，考古學家在這些法家竹簡中，發現了一篇官吏思想培訓教材《為吏之道》，核心思想居然是儒家。

——“寬俗忠信，悔過勿重，和平勿怨，慈下勿陵，敬上勿犯，聽諫勿塞”

——“臨財見利，不取茍富。臨難見死，不取茍免。欲富太甚，貧不可得。欲貴太甚，賤不可得。毋喜富，毋惡貧，正行修身，禍去福存”。

這非孤例。陸續出土的王家臺秦簡、岳麓秦簡、北大秦簡中都有類似文字，說明秦朝晚期已不完全排斥儒家。這和后人對秦“焚書坑儒”、“純任法家”的絕對化定論不一樣。

不一樣的，不只是秦國。還有六國。

通常認為專屬秦國的法家制度和精耕農業，實際是魏國發明的；通常認為自由散漫的楚國，實行“縣制”比秦國還早；通常認為商業發達的齊國，其《管子》中也含有與秦相似的“保甲連坐”元素。

可見，儒法并行、刑德同用，才是戰國晚期的整體潮流，政治觀念亦基本趨同。這個政治觀念，就是“一天下”。對整體“天下”的執著，是歷代中國政治家群體最為獨特之處。

思想家們也是如此。

百家爭鳴，是中國歷史上思想自由的第一個高峰，亦是仰慕西方的知識分子們津津樂道的盛景。但大家只注重了“爭”的一面，卻忽視了“融”的一面。幾十年來陸續出土的戰國簡帛印證了“諸家雜糅”相融相合的現實。“德”不為孔孟獨享，“道”不為老莊專有，“法”不由商韓把持。在秦征服六國之前，諸子百家的思想融合已經開始。

諸子百家雖然哲學體系差異極大，但有一條共同的底線，即建立“統一秩序”。儒家強調“定于一”的禮樂道德秩序，法家強調“車同軌、書同文”的權力法律秩序，墨家強調“尚同”與“執一”的社會行動秩序。即便強調極端自由的道家，對統一秩序也是認同的。老子的“小國寡民”，經常被說成主張分治。但實際上，“小國”只是政治過渡的單元，“邦國”之后還有“天下”這一最終秩序——“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他還反復探討“取天下”和“天下王”的奧秘。只是他對“天下王”要求太高了，光有權力不行，必須是圣人，“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類似于哲學王。莊子說“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經常被解讀成無政府主義。實際上，莊子反對的是儒家瞎折騰的“有為而治”，推崇道家更高明的“無為而治”，但“治”的本身是統一的，“萬物雖多，其治一也”。

在這個共同基礎上，戰國成了思想制度的熔爐。秦國的法家貢獻了大一統的基層政權；魯國的儒家貢獻了大一統的道德秩序；楚國的道家貢獻了自由精神；齊國將道家與法家結合，產生了無為而治的“黃老之術”和以市場調節財富的“管子之學”；魏韓貢獻了縱橫外交的戰略學與刑名法術的治理學，趙燕貢獻了騎兵步兵合體的軍事制度，如此等等。最后的結果，就是漢朝。漢的政權結構來自秦，意識形態來自魯，經濟政策來自齊，藝術文脈來自楚，北伐匈奴的軍事力量來自趙燕舊部。

大一統，不是秦并了天下，更是天下消化了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