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大趨勢，是繼工業化之后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引領產業基礎高級化和產業鏈現代化以及社會生活的智能化。正如《聯合國2019年數字經濟報告》指出：數字化正在以不同的方式改造價值鏈，并為增值和更廣泛的結構變革開辟新的渠道。當前，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正全面展開，必將為產業格局優化和產業鏈現代化帶來深刻影響，引導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重點發力

數字化轉型對于國有企業而言既是機會也是挑戰。國有企業不同于一般企業船小好調頭，國有企業猶如一艘航空母艦，不僅規模龐大，人員眾多，業務鏈也比較長，體系比較完整，在產業鏈中舉足輕重。盡管經過幾輪主輔分離、業務清晰化改革，但總體規模仍很大，產業層次較多，業務領域還比較寬。所以，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具有雙重影響意義，一是數化業務鏈，二是優化產業鏈。既要瘦身強體，也要破舊立新、變革圖強。從這個意義上說，數字化轉型對于國有企業是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過程。

當然，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不能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化”了之，數字化轉型不意味企業范式的徹底顛覆，完全從線下轉為線上，從實體化走向虛擬化。或者是把數字化轉型當作是單純追加技術投資，增上新項目，從實體業務轉型新技術公司。毋庸諱言，改變必然存在，企業必須徹底更新制造流程、分銷渠道或商業模式。但數字化轉型更多還是要通過漸進式的措施，實現產業升維和核心價值再造。

當前，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要區分產業類型特點和產業層次，重點圍繞基礎端、平臺端、應用端三個維度展開：加強網絡建設，促進互聯互通；強化平臺功能，實現在線協同；提高應用水平，打造數字化新場景。

第一，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這是數字化的根基所在，決定數字化的功能水平和應用前景。首先，要加強網絡基礎設施建設，提高供給能力和水平。要加快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提高信息及時傳送、數字實時處理的基礎保障能力。特別是要推進5G+工業互聯網建設，構建高速、移動、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擴大網絡覆蓋范圍，提升網絡供給能力，努力形成萬物互聯、人機交互、天地一體的網絡空間，為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基礎保障。

其次，要強化企業網絡聯通。面向企業低時延、高可靠、廣覆蓋的網絡需求，大力推進工業互聯網建設，推動實現“智能感知、網絡協同、敏捷響應、高效決策、動態優化”。破除“數據壁壘”和“信息孤島”，推動全方位、全過程、全領域的數據實時流動與共享，在企業整個業務流程中實現跨部門的系統互通、數據互聯，促進基于數據的跨區域、分布式生產、運營，提升全產業鏈資源要素配置效率。

萬物互聯時代，企業的聯通能力也是企業的競爭力，數字化轉型就是要從互聯互通起始，并通過互聯互通不斷來提升數字化水平。

第二，強化平臺功能。平臺是數字經濟的核心載體，也是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重要支撐。首先，要從中心化向平臺化轉變，從生產中心、銷售中心模式，轉變為線上線下一體化的平臺體系。通過平臺促進數據集成、流程集成、應用集成、界面集成。

其次，要加快產業平臺建設。搭建工業云平臺，中小企業可以用公有云平臺，頭部企業自建或合作建設數字化平臺。推動制造能力的平臺化，通過將數據化的制造資源在平臺上進行模塊化部署，培育百萬工業APP，推進制造技術軟件化提升，并根據技術需求進行軟件化創新。強化技術軟件化云服務，依托工業互聯網和云平臺，構建基于市場的模塊化生產流程以及基于數字的工業APP，進而實現制造能力（工業設計APP、工業檢測APP、工業仿真APP等）在線交易。推動實現線上定制、遠程設計、協同制造，全面創新產業模式和產業鏈形式。數字化的定制時代，供求精準對接的產業鏈將改變原有的產業發展模式。

最后，打造數字供應鏈。通過數據業務化、業務數據化，構建線上線下、全流程、一體化的供應鏈體系。其特點是以需求為導向、反向供應鏈的產業組織方式，注重數據驅動、實時鏈接、智能配對和利益共享。以供應鏈引領產業鏈，促進形成“更強創新力、更高附加值的產業鏈”。

第三，打造應用新場景。數字化正在推動場景革命，生產生活新需求不斷推動數字應用創新，營造許多應用新場景。特別是隨著數字技術的不斷升級和數字資源深度開發，經濟社會各個領域實現數字覆蓋。生產生活中大量數字應用，形成新的數字化場景。數字工廠、數字制造、數字消費、數字支付、數字生活。線上線下業務融合，催生在線經濟、到家經濟、非接觸式經濟發展。隨著5G技術的大量應用，還會加快實現新的場景革命。

數字化不僅僅是一個“新興技術概念”，更是一個“商業概念”，它在推進技術演進的同時，更加深化經濟社會變革。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對此應有足夠的準備。

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對產業鏈的影響

國有企業是產業鏈中的核心企業，這些核心企業數字化轉型必將對產業鏈帶來深刻影響，推動重構不同產業或不同產業部門以及上下游產業之間的鏈條關系，重塑產業生態和產業鏈格局。

首先，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推動產業鏈模式轉換。數字化轉型減少中間環節、簡化業務流程、優化關聯組織、節約交易成本，推動產業鏈從規模性向功能性轉變。如果說我國產業體系主要是依托國有企業建立和發展起來的話，那么，產業鏈也主要是以國有企業為主體形成的。雖然隨著新產業、新業態發展正不斷改變這一格局，但國有企業的總體影響力仍在。正是國有企業以規模為取向，追求大而全、小而全，影響產業鏈上下游縱向拓展、供產銷橫向展開，產業領域幾乎全覆蓋，并形成集中控制和垂直管理的產業鏈模式。為追求產業規模擴張，推進業務多元化發展，不斷增加新業務、新項目，最大限度地保證產業運行的自給自足，甚至把相關輔業也包容進產業鏈之中，雖然產業鏈條不斷延長，但產業鏈的水平并不高，活躍度不足，穩定性也比較差。

隨著國有企業改革和數字化轉型，推動產業鏈發生深刻變革，從過去基于計劃分工形成的產業合作，到基于市場競爭形成的產業聯系，推動產業鏈變遷，形成更具特色和活力的產業鏈。特別是國有企業“主輔分離”改革，聚焦主營業務、分離非主營業務，把非主營業務推向市場，進一步優化產業鏈，突出功能性特點，也更加強化了功能性競爭優勢。所謂功能性產業鏈就是更加注重功能優勢組合、資源優化配置，提高產業鏈競爭力。所謂市場化供應鏈就是根據競爭優勢最大化原則，實現資源配置最優化。

其次，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提升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有效應對產業鏈競爭。當前，全球經濟發展困難因素增多，產業競爭進一步加劇，大國博弈的焦點正在從產業鏈分工轉向產業鏈競爭。在這樣的競爭態勢下，積極的應對就是必須更好發揮我們的體制優勢，更好發揮國有企業在產業鏈中的核心企業作用，夯實產業基礎，提高產業水平，優化產業組織。特別是要加快推進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使之在補鏈、穩鏈、強鏈中發揮主力作用。這次疫情防控更加印證了一個事實，這就是關鍵時候還是要有“國家隊”。大國經濟沒有這樣的“國家隊”支撐，既不能有效競爭，也難以保證經濟社會穩定。當然，“國家隊”不意味著單一資本、壟斷一切，依然要多元化、市場化。

第三，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深化產業鏈協同。產業鏈的形成是產業分工合作的結果，隨著產業分工從垂直分工到水平分工，決定了產業鏈逐步優化的過程，也反映了產業鏈的張力和能力。垂直分工是基于市場而形成的自然分工體系，是經濟技術發展水平相差較大的經濟體之間的分工。而水平分工是經濟發展水平相近或產業環節相匹配的分工。后起工業化國家或長或短都經歷了從垂直分工到水平分工的過程，以此來實現產業鏈總體移升。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主動融入全球產業鏈，從來料加工起步，逐步向制造領域延伸，把比較優勢轉化為規模優勢和發展優勢，吸引跨國公司把生產制造的配套環節批量轉移過來，形成專項加工優勢和超強配套能力。在此基礎上，通過不斷提升制造能力和產業技術水平，并及時抓住全球產業鏈轉移機會，進一步發展成為重要制造基地和產業鏈樞紐，形成既是水平分工，又是垂直整合的產業鏈合作模式。

但是，無論是垂直分工的產業鏈還是水平分工的產業鏈，都是基于競爭原則形成的，目標是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而數字化條件下，是以共生為原則的，追求協同效應最大化。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將深化共生理念、放大協同效應，促進產業鏈信息協同、網絡協同、線上線下協同。產業鏈全方位協同進一步擴大產業鏈開放合作，促進產業全面升維，提高產業鏈的融合度。市場化和數字化加速開放進程，促使國有企業擴大分工合作，優化資源配置，通過跨界、跨境合作，最大限度地推進專業化分工、多元化合作、緊密化結合，不斷提高產業鏈彈性。

當前，在數字化大背景下，我們面臨新的產業鏈競爭，形勢更加嚴峻，戰略指向更為清楚。如果缺乏產業鏈競爭意識和應有準備，就會增加產業鏈的安全風險。

第四，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催生產業鏈集聚化。企業數字化轉型是一場革命，必然會對產業鏈帶來深刻影響。現有產業鏈是與工業化體系相適應的，傳統的產業分工硬化成為一種格局，固化了產業流程和資源配置，并形成與之相適應的產業鏈布局。數字化打破了產業鏈的格局化，特別是國有企業的特殊產業地位，其數字化轉型無疑是對產業鏈的重新格式化。

其最具標志性的是產業鏈集聚化，這是與產業集群相伴而生的現象。數字化驅動產業向特定優勢區域集群化發展，帶動產業鏈集聚化特征明顯，成為數字時代產業競合發展的大趨勢。產業集群從過去核心企業帶動到數字化驅動并引導相關產業跟進，加速向優勢區域集中，逐漸成為產業發展新常態。

特別是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為產業鏈完善注入新元素，促使產業鏈有機整合而不再是片斷化累加，使產業鏈從自成體系轉向共生協同。堅持共建共享、多元協同、互利共贏原則，服務于業務需求，集合更多業務相關的企業于產業鏈上，更增加了產業鏈的活躍度，放大了產業鏈效應。保持產業鏈的完整性、協同性和安全性，全面提升產業鏈水平。

數字化賦能產業鏈現代化

推進產業鏈現代化是國有企業的使命擔當，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要以突出產業鏈現代化為重點，這樣才能引領產業鏈新格局，形成產業競爭新優勢。

產業鏈現代化是一個具有時代意義的命題，是經濟全球化和數字化的必然現象。在工業化時代，根植于競爭思維的企業規模最大化，讓我們更多關注企業規模擴張和產業競爭能力。但是，數字時代，產業的關聯性已經超越產業本身，產業鏈共生成為全球化現象。數字化賦能產業鏈，形成新的產業合作模式，為產業鏈現代化奠定基礎。

第一，以產業基礎高級化支撐產業鏈現代化。產業鏈現代化以產業基礎能力提升為前提，只有產業基礎能力全面提升，產業鏈現代化才能成為現實。因此，產業基礎高級化和產業鏈現代化必須同步推進。

數字化轉型著力點就是產業基礎能力提升，加大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為產業發展提供了強基固本的條件，從而為產業鏈現代化提供基礎性支撐。

產業基礎能力涵蓋底層技術、基礎零部件和材料，基礎設施，質量標準、產業環境和人才隊伍。總體來看，我國產業基礎能力還不高，這也導致產業鏈競爭力不足。因此，我國產業基礎能力還有很大提升空間，支撐產業鏈現代化能力還十分有限，所以必須加大力度全面提升產業基礎能力，為產業鏈現代化提供堅實的基礎保障。

提升產業基礎能力重在基礎建設，當前重點是要通過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優化產業基礎結構。目前產業基礎結構參差不齊，產業新度系數較低。隨著數字化加快，凸顯基礎設施短板制約，這種結構性不對稱，既制約數字化發展，也制約產業鏈配套升級。對此，國家已經作出戰略安排，加快5G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以適應數字經濟發展的要求，滿足產業鏈現代化的需要。

第二，數字化推動產業鏈創新。產業鏈創新包括兩個層面，一是源自企業創新的推動，產業鏈是以企業為主體構建的，企業創新不斷推動產業鏈創新。特別是企業數字化創新，打破了創新流程各個環節的界線，促進了時間和空間上的重疊，使得企業創新流程能夠有效實現快速迭代。特別是隨著互聯網技術從PC互聯到移動互聯再到萬物互聯，催生新技術、新業態、新場景不斷更新換代，通過對人、機、物的全面互聯，拓寬產業新邊界，推動產業鏈創新。

二是對產業格局的影響。現有產業鏈是建立在傳統分工基礎上的，適應了工業化的需要，形成固有格局。隨著世界經濟加快向數字化轉型，必然會推動產業鏈發生格局性變化，形成全要素、全產業鏈、全價值鏈全面連接的新型生產制造和服務體系。其核心是按照數字思維，深化多元化合作、優化產業鏈布局、強化共生協同效能。網絡化使得信息實時交互，供求精準對接，資源自由流動，線上交互打破了物理空間的限制，打破各種形式的信息壁壘和數據資源壟斷，不僅節約時間，也重新匹配資源。數字化生產流水線、數字化物流流通系統、數字化產能預測和數字化銷售平臺，產業數字化正在為傳統產業帶來全方位的數字化賦能，并重構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

第三，平臺重組產業鏈。通過平臺賦能產業鏈，促進產業深度融合，增強產業鏈韌性。充分發揮平臺優勢，深化線上線下融合發展，沿產業鏈深度融合線上能力和線下生產力。促進產業鏈各環節互聯互通，形成產業鏈企業間協同互動，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聯動。增加產業鏈穩定性、安全性、開放性。

平臺化使企業聯結方式發生根本性變化，平臺成為產業組織者，企業從過去垂直分工的組織體轉變為平臺經濟體，平臺集合線下存量與流量，建立賦能型產業共同體。為關聯企業精準對接供求信息，整體降低交易成本，全面提升產業鏈效率。打通供給端到用戶端，取消許多中間環節，從而縮短供應鏈，節約產業鏈，提升價值鏈。因此，在數字化的條件下產業鏈不是無限延長的，而是趨向短小精悍，精煉高效，減少產業鏈錯配和浪費。

第四，強化數字應用創新，培育新業態、新模式、新場景，拓寬產業鏈領域，優化產業鏈格局。新場景開發改變了需求取向，重構資源配置方向。從而對傳統產業鏈進行重組和再造。例如，在應對新冠疫情過程中，催生并推動許多新產業新業態快速發展，無人配送、在線消費、在線教育、在線醫療、遠程辦公、云游戲等新消費需求擴張性增長，導致產業化跟進發展速度超常。隨著人們思維方式和生活消費習慣的適應性改變，還會進一步擴大數字化需求，營造數字化應用新場景。

隨著產業數字化轉型，在深化數字經濟發展的同時，也不斷形成數據積累，作為全新的生產資料，既為產業數字化提供基礎支撐，也為應用場景開發提供必要條件。因為數據生產資料可以與各大產業、各個行業深度融合，可以賦能產業鏈的各大環節，包括生產、流通、分配和銷售全過程。從而創造應用新空間，完善產業鏈新功能。

總之，推進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重大變革，必須要把數字化轉型與深化改革結合起來，數字化轉型必然會推動制度性變遷，平臺化經濟體系的形成將創新企業體制機制，對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提出新的要求。隨著“平臺替代公司”，推動由公司制向平臺化轉變，也會促變國有企業的組織架構和運行機制，促進轉型和改革的結合，就是要放大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在產業鏈現代化中的帶動效應，關聯影響，倍加優勢。

（作者白津夫教授、博士，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常務理事；白兮，東北亞開發研究院特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