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樂(Tara，書中地名，也譯為塔拉)是女主人公思嘉的老家，距離亞特蘭大二十五英里。思嘉對陶樂的熱愛遠遠超過對金錢和愛情的追求。災難之后，一切都隨風而逝，只有陶樂的紅土是永恒的，它是郝思嘉度過災難的希望和力量。主人公對家園和土地的熱愛是小說最打動人的地方，也是這部作品歷久不衰的一個重要原因。

1940年，小說Gone with the Wind由翻譯家傅東華譯成中文，分為三卷出版，譯名改為《飄》。

1979年9月，浙江人民出版社決定出版傅東華翻譯的小說《飄》。1979年版《飄》的責任編輯汪逸芳回憶：“我和社里一個老編輯一起選的，我們被書里的精神感染。那種奮發向上、不向環境屈服的高昂進取心打動了我們。”1979年12月，《飄》上冊出版。首次印刷60萬冊很快售罄。

一個月后，1980年1月29日，《解放日報》刊登署名文章《飄到哪里去》。文章說：“總覺得這部小說把那些實行種族歧視的奴隸主當作英雄來描寫，女主人翁則是一個‘人妖’式的美人。從思想的角度來說，比起斯陀夫人的名著《湯姆叔叔的小屋》來是一個反動、一個倒退。希望我們的出版者，不要‘飄’得太遠呀！”。

《飄》在當時引起輿論風波，主要原因是“文革”結束不久，文化禁錮思想造成對文化遺產的偏見。

1980年6月13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費城坦普爾大學(Temple University，又譯為天普大學)代表團時說：“你們有一本小說叫《飄》，是寫南北戰爭的。小說寫得不錯，中國現在對這本書有爭論，有人說這本書的觀點是支持南方莊園主的。我們翻譯出版了這本書。出版了也沒有關系嘛，大家看一看，評論一下。”(《鄧小平思想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

電影為何譯作《亂世佳人》

1939年12月15日，根據《飄》改編的同名影片在美國亞特蘭大市首映。影片由美國塞爾茲尼克—米高梅國際影片公司拍攝，籌備時間長達三年。編劇西德尼·霍華德寫劇本用了一年，制片人大衛·塞爾茲尼克物色郝思嘉這個角色的人選用了兩年。一千多個候選人，參加試鏡的演員有九十多個。最終，英國演員費雯·麗脫穎而出。大衛·塞爾茲尼克后來向人形容他見到費雯·麗的那一幕——“驚鴻一瞥，浮生若夢。”

影片《飄》的拍攝并非在小說描寫的佐治亞州，而是在加利福尼亞的山上和攝影棚里。影片中的塔拉(即傅譯本“陶樂”)種植園就是在加利福尼亞南部的山上建造的。影片的攝影和剪輯極為出色，帶給觀眾震撼的視覺效果。讓我們回顧影片開始的一組鏡頭：

橡樹下，郝思嘉和父親眺望著莊園，父親摟著思嘉的肩頭，鏡頭從二人背后拉拍。父女二人凝視著美麗的落日余暉中的塔拉，二人身影漸漸縮小，同時主題音樂響起……

1940年，影片《飄》獲得第12屆美國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電影劇本、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彩色攝影、最佳藝術指導、最佳剪輯八項大獎。同年，電影《飄》引進到國內，在上海上映四十多日。電影最初譯為《隨風而去》，后來改為《亂世佳人》。是誰將這部影片譯為《亂世佳人》已無從考證。為何譯為《亂世佳人》，筆者認為主要出于兩方面的考慮：一是商業因素，用《亂世佳人》做片名更吸引觀眾的眼球；二是《飄》的核心就是郝思嘉，小說作者對另外三個主要人物瑞德、艾希禮和媚蘭的刻畫，都是為了最終完成塑造女主人公郝思嘉。電影中有680組鏡頭都給了費雯·麗飾演的郝思嘉，占影片總鏡頭數的90%，用《亂世佳人》做片名更合適。

《亂世佳人》在中國的曲折經歷

1949年之前，電影《亂世佳人》在上海上映過兩次。一次是1940年，另一次是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1949年之后，《亂世佳人》沒有在中國內地的電影院線公映。

新中國成立初期，隨著政治局勢的變化，國內全面停止引進和放映好萊塢電影。1978年，中國讀者迎來了世界名著的解禁。1979年，美國電影恢復在中國的放映。1979年至1988年，14部改編自世界名著的譯制片陸續上映，受到觀眾的喜愛，包括《巴黎圣母院》《簡·愛》《尼羅河上的慘案》《基度山伯爵》《水晶鞋與玫瑰花》《孤星血淚》《陰謀與愛情》《蝴蝶夢》《苔絲》《湯姆叔叔的小屋》《黑郁金香》《伊豆舞女》《斯巴達克斯》《看得見風景的房間》。這些電影大部分都是上世紀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拍攝的，分別由上海電影譯制片廠和長春電影制片廠譯制。為何沒有引進好萊塢電影的扛鼎之作《亂世佳人》？筆者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當時考慮電影的教育意義，考慮到原著作者的立場問題。1979年至1981年，我國引進美國電影19部，其中12部是卓別林的電影，由此可見，那個時期引進外國影片首先考慮的是它的教育意義。此外，盡管小說《飄》的出版得到了許可，但能看完這本近百萬字巨著的讀者畢竟是少數，影響面小，而那個年代作為人們主要娛樂方式的電影，一部影片的觀眾人次所產生的影響是巨大的。《亂世佳人》222分鐘的片長，或許也是影響引進它的一個因素。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正是上譯廠和長影廠譯制片分廠的黃金時期。《亂世佳人》沒能在那個時期引進到國內確實令人遺憾。上世紀九十年代，隨著電影譯制片的逐漸衰落，電視譯制片開始走進觀眾的視野。《亂世佳人》最終由中央電視臺引進，以電視譯制片的面目和觀眾見面。

電影《亂世佳人》是世界電影史上的經典。它在美國電影院線先后重映了五次，分別是1954年、1961年、1967年、1989年和1998年。2017年第7屆北京國際電影節和2019年第9屆北京國際電影節，電影《亂世佳人》分別亮相“經典修復單元”和“特展單元”，一票難求。

戰爭之下，家園永恒

《飄》在美國出版史上是銷售量最大的一部小說。1937年，《飄》獲得普利策獎，它先后被翻譯成29種文字，累計銷售超過3000萬冊。《飄》是一部成功的小說，這是毫無疑義的。至于作品的歷史局限性和作者的一些不正確的立場和觀點，是另外一個問題，需要認真剖析。

《飄》是一部歷史小說，也是一部社會小說。它以美國南北戰爭為背景，從一個年輕女性的視角講述戰爭后方民眾的經歷。小說作者用現實主義手法形象再現南北戰爭時期和戰后重建時期南方社會的歷史，這是作品成功的地方。南北戰爭發生在1861年，是美國歷史上唯一的一次國內戰爭。南方為了維護奴隸制，打響了戰爭的第一槍，確切地說是第一炮。整個戰爭的過程都發生在南方，整個南方都是殺戮的戰場。小說講述的北方聯邦軍隊的進軍路線和亞特蘭大大火都是真實的。《飄》的傾向是反對這場戰爭的，這種傾向通過主人公郝思嘉和白瑞德的思想表現出來。根據小說改編的電影《亂世佳人》也表達了這種傾向，這是其中一段臺詞：

思嘉：哦，瑞德，為什么非要打仗？

瑞德：因為男人愛戰爭！是的，思嘉，是那樣，他們是群！讓他們隨便說我吧，說我是從他們這群身上發的財。我不知道這場戰爭對我們所愛的南方有什么意義。到戰爭結束時，我們的南方就一去不復返了。我還是活得好好的，是一個百萬富翁。

郝思嘉和白瑞德不喜歡戰爭，因為他們知道南方打不贏，戰爭的結果就是他們會失去南方。

南北戰爭之前，南方存在著奴隸制，盡管奴隸主的比例是極低的。小說中的郝思嘉是南方種植園主的女兒，家里有一百多個奴隸，算是大奴隸主。奴隸制是不人道的制度，小說對奴隸制的粉飾，是它的致命傷。對于南北戰爭，小說作者是站在南方的立場，瑪格麗特·米切爾的信件中有這樣一段話：“我是亞特蘭大的瑪格麗特·米切爾，《飄》的作者。很久以前，我就不再認為《飄》是我個人的作品。《飄》反映了亞特蘭大人的觀點，是亞特蘭大的書，是亞特蘭大的電影。”

小說作者對待南北戰爭的觀點有偏頗的地方，但不能簡單地用“反動”兩字加以否定，應該歷史地分析這部作品。南北戰爭的戰場是在南方，南方絕大多數民眾并不想打仗，他們想過和平的生活，想保衛家園。即使像小說中的種植園主女兒郝思嘉，對這場戰爭的認識也不是要保住奴隸制，而是為保住家園而戰：

她看著塔拉時，便能部分地理解戰爭為什么會打起來了。瑞德說的人們為金錢而戰，那是不對的。不，他們是為犁溝整齊的廣袤耕地而戰，為放養牲口的碧綠牧場而戰，為緩緩蜿蜒的黃色河流而戰，為木蘭樹中蔭涼的白色房子而戰。只有這些東西才值得他們去拼死爭奪，去爭奪那些屬于他們和他們子孫的紅土地，那些為他們的子子孫孫生產棉花的紅土地。

《飄》是一部勵志小說。女主人公思嘉面對災難，面對人生變故，不低頭不屈服。她的勇氣和實干開創精神打動了很多女性讀者。1940年，在電影《亂世佳人》中飾演思嘉的演員費雯·麗在接受采訪時說：“不管斯嘉麗(Scarlett O’Hara，傅譯本譯為郝思嘉)做過什么，她都是一個很有魅力的人。但她從來不是一個了不起的人。從很多方面說起來，她都不怎么令人欽佩。但她有一點卻很值得欽佩，那就是她的勇氣。她比我更有勇氣。”

“所有這些，等到明天我比較經受得住時再去想吧。”這是小說女主人公思嘉經常使用的訣竅，是她試著把痛苦推往腦后的法寶。這個訣竅也有失靈的時候。小說結尾，郝思嘉幾乎喪失了一切：愛倫、杰拉爾德、邦妮、嬤嬤、媚蘭、艾希禮、瑞德，唯一支撐她活下去的力量是塔拉的紅土。“她一想起塔拉就仿佛有一只輕柔而冷靜的手在悄悄撫摩她的心似的。她感覺得到鄉下黃昏時的寧靜氣氛像祝禱時的幸福感一樣籠罩在她周圍，看得見蜿蜒起伏的丘陵上那些赤裸的紅土地和郁郁蒼蒼的松林。”

《飄》從頭到尾反復強調家園的觀念。一切都隨風而逝，只有家園和土地是永恒的。筆者認為，這就是《飄》的主題。郝思嘉回到塔拉之后會怎樣呢？小說開放式的結尾，給觀眾保存了一份希望：“畢竟，明天又是另外的一天呢。”

今年是瑪格麗特·米切爾誕辰120周年。如何認識美國歷史和美國社會，如何面對災難，或許我們能從《飄》中得到一點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