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要從正反兩面看。人們讀書最大的困惑是時間——沒有時間，怎么閱讀？而嚴重疫情，既給世界造成巨大災難，也給廣大讀者送來時間。疫情期間有個現象，那就是開會少了、應酬少了、餐敘少了，而自己支配的時間相對多了。對大多數人而言，大好春光日，正是讀書時。

窗外看百花，室內溢書香。我在電話中獲知，有的朋友，每周讀一本書，已讀十多本書，無暇他顧，心安神定；有的朋友，在家里看大片，每天要看一部，藝術境界，大為提升；有的朋友，在家潑墨寫字，每天寫若干字，書法作品，獵獲豐碩；而我自己，集中精力讀同道的新著《馮爾康文集》，并在晚飯后，欣賞中國京劇音像集萃，每天看一出，也補了我在中國戲劇史方面所缺的課。

讀書益處多。面臨疫情，人們難免心神不寧，而讀書，可以安神定志，修身養性。康熙皇帝玄燁說：“凡人進德修業，事事從讀書起。多讀書則嗜欲淡，嗜欲淡則費用省，費用省則營求少，營求少則立品高。”這話說得有道理。

讀書還有益于健康長壽。在疫情期間，人們愈發覺得：自身健康，免疫力強，抵抗力強，才能抗御病毒，減少疾病。健康長壽，方法很多，其要之一，就是讀書。據玄燁觀察并統計，明末清初的書法家、畫家、學者等，多“壽考而身強健”，就是既長壽、又健康。他反復說，多讀書，益壽康。乾隆皇帝弘歷身邊，有所謂“香山九老”，多是詩人、作家、學者、書畫家等，他們大多健康高壽。

我既做了讀者，又做了作者。讀書主要有兩種方法：一是用耳聽，俗稱聽書，如過去常說到書館去“聽評書”；二是用眼看，俗稱看書，如過去常說到圖書館去“看書”。而寫書呢，也有這樣的不同形式。我在喜馬拉雅網絡音頻平臺，主要是給聽眾講書；而在出版社雕梓圖書，主要是給讀者寫書。

今年是北京故宮建成六百周年，這是中國、亞洲、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為此，我在喜馬拉雅播出音頻講述的《大故宮六百年風云史》100講課程，并出版同名書，同時出版拙著《故宮六百年》(上下冊)。線上線下，聽書看書，相互交替，彼此互補。喜歡閱讀的，可以看書；喜歡換個形式的，可以聽書；沒聽清楚的，或自己特別喜歡的部分，又可以看書，相互觀照，加深印象。由此，我聯想到，“聽書”和“看書”，既不可揚此抑彼，也不可互相排斥，而應相互觀照，“比翼雙飛”。

防疫期間，我宅在家里，翻檢舊草，重新梳理，補充新文，合成一著，名《故宮疑案》，廿二萬余字，剛交出版社待梓。這是我作為一個歷史學者，在防疫期間，為社會盡的一點綿薄之力。

我從開始認字、寫字、讀書、寫書，至今已80多年了。在人生絕大部分時間里，我與書相伴，與書為友。十天可以食無魚，一天不可案無書。讀書成了我的第二生命。瘟神總有送走日，讀書卻無結束時。天天讀書，日日求新，這是我的信條，也是我的期許。

項目團隊：光明日報全媒體記者張勝、王斯敏、杜羽、蔣新軍 實習記者 景輝